六年前,郝麦收与20岁的儿子郝丁签订了一份双向自立协议,让郝丁独自解决未来生活中包括求职、婚育等在内的一切问题,而自己的晚年也不需要郝丁的赡养,这项协议不仅引起了妻子、儿子的强烈不满,周围的亲戚、朋友也大惑不解,郝丁的初恋甚至因此而终结。六年过去了,这份常人难以体会的亲子试验取得什么样的效果呢?
一个独生子女家长的困惑
郝麦收是天津市社会科学院的老年问题专家,1976年,32岁的郝麦收有了儿子郝丁,由于孩子早产,又赶上唐山大地震,郝麦收夫妇忍痛将“生不逢时”又先天不足的儿子送回了条件很差的山西老家。
郝丁被接回天津后,医院成了他经常去的地方。郝丁3岁那年,政府发出了“一对夫妻只要一个孩子”的号召,郝麦收夫妇响应了号召,郝丁成了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
孩子是家庭生活的中心,郝麦收夫妇事无巨细地呵护着郝丁。都小学三年级了,郝丁连衣服还穿不太好,穿鞋更是不分左右,鞋带儿也是刚系上一会儿就开了。更不知道节约,也不懂谦让,无论什么东西常常吃一半儿就扔掉了,根本想不到爸爸妈妈可能都舍不得尝一口。加之男孩子天性贪玩儿、调皮,以至于一段时间内郝丁学习不入门,甚至背着父母逃过一个月的学。这些问题郝麦收夫妇在深爱儿子的同时又苦不堪言。
郝麦收不得不重新审视孩子的教育问题。郝丁10岁那年,郝麦收给家政报写了一篇文章《我怎样当爸爸》,文章刊发后引起了许多家长的共鸣,就这个话题展开了长时间的讨论。经过讨论,郝麦收总结了经验,那就是与其为孩子提供安稳、舒适的生活环境,使儿子成为父母翅膀底下四体不勤的依人小鸟,不如把小鸟放飞到大自然,使之成为能够在挫折中飞翔的雄鹰。就是从那时起,郝麦收夫妇不再包办儿子的一切,而是开始有意识地锻炼他的生活能力。
郝丁的学校离家远,坐公共汽车大约要40分钟,中间还要换乘两次车,正值冬季,但郝麦收决心不再接送儿子上学了。
独自上学的第一天,郝丁磨磨蹭蹭地背着书包上路了,出了门还不时地回头望着,希望父母能跟过来。妻子孙子芬放心不下,几次要赶出去送孩子,但都让郝麦收死死地拉住了。这天傍晚,孙子芬饭都没做,就一直趴在窗口死死盯着孩子回家的路,当小郝丁瘦弱的身影在街角一出现,她冲出家门,一把搂住儿子,险些流下眼泪。
从那天起,小郝丁一点点锻炼着自理能力,学习成绩也有了很大提高。
1992年,郝丁初中毕业了,郝麦收夫妇担心,从小体质就不好的郝丁难以承受高中阶段繁重的学习任务,决定让孩子先上中专,然后再根据自己的身体条件进行继续教育。
签订《亲子双向自立协议》
中专毕业半年前,很多家长已经为孩子的工作四处奔走了,而郝麦收纹丝不动。父亲不急,儿子自然也不急,他相信在他人生的紧要关头一直疼爱自己的父亲不会坐视不管。看到郝丁在就业问题上对父母还未摆脱依赖,郝麦收觉得该对儿子的沉疴用猛药了,他要在郝丁身上进行一种全新的亲子试验,逼迫儿子早日自强自立。
郝麦收拟出了《亲子双向自立协议》,先向妻子征求意见。协议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郝丁需要承担的责任:一、自立承担接受高等教育的经费;二、自立谋业,自己创业;三、自立结婚成家;四、自己培养子女。第二部分则是郝麦收夫妇承担的责任:一、养老费和医疗费自我储蓄;二、日常生活和患病自我料理;三、精神文化生活的自我丰富;四、回归事宜的自我办理。看到这个协议,妻子受不了了,“培养儿子自立能力也好,让他成才也好,这都是我希望的,但要让他自己找工作,自己成家,然后我们老了不养我们,这不行!我就这么一个孩子,我老了不指望他指望谁呀?”
郝麦收耐心地向妻子解释了自己的初衷:“我这么做也是为了让儿子能自己融入社会,我们不能跟他一辈子吧。我就是研究老年问题的,下个世纪老年人越来越多,将来四个人里面就有一个老人,如果要靠子女养老,恐怕不但没有门,窗户都没有了。现代社会不像小农社会,没有社会保障、没有把社会和家庭、社区联网,以后的社会能解决家庭的很多问题,老了就不能靠子女养老而要靠社会助老。”
尽管婚后一向对丈夫言听计从,但这一次,孙子芬就是不为所动。郝麦收打起了持久战,他用了半年的时间来做妻子的工作,妻子对这个协议的反应才不那么激烈了。
看到妻子抵触情绪不太重了,郝麦收开始和儿子谈这个问题。1996年9月18日,吃完晚饭的郝麦收将《双向自立协议》递给了毫无思想准备的儿子,郝丁看完了协议,泪水大串大串地往下掉,他不知道为什么父亲在他最需要帮助时会如此绝情,这还是那个疼爱自己的父亲吗?他感到了一种恐惧,一种被遗弃的恐惧,几乎是怀着一种仇恨的心理,郝丁在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看到儿子真的签名了,孙子芬的情感防线又崩溃了,她问郝丁:“儿子,你怎么真的就把这协议签了呢?”郝丁异常坚定地说:“一纸空文,我不信你们能那么做!”
在父亲的“逼迫”下成长
随着时间的推移,郝丁的中专同学在家长的帮助下,基本都找到工作上班了,惟独郝丁还窝在家里。这期间,爷爷、姥姥、还有妈妈都不断地催促爸爸,邻居、朋友也劝说他不要逼孩子,万一有个好歹怎么办。可是郝麦收依旧没有任何要帮助孩子的举动。郝丁在家里又度过了无比窒息的三个月,他甚至有过离家出走的想法,可是他实在是依靠父母惯了,不知道出走后怎样生存,更割舍不开与父母的亲情。郝丁只好打了一份简历,带上毕业证书开始了求职之路。
郝丁按妈妈的指点到了人才市场。第一次到这种场合,郝丁没有想到里面黑压压的那么多人!郝丁从小就不愿意与陌生人接触,平时家里一来生人,小郝丁就立刻逃回自己的房间,还要把门锁上。面对眼前攒动的人头,郝丁有恐惧、有胆怯,但更多的是气愤,他觉得正是父亲才把自己推到了这种境界。郝丁在人才市场的门口徘徊了两圈就逃了出来,回家后对父亲的怨气更重了。但他毫无办法,他知道,父亲想做的事情是无法通融的。
儿子的焦虑、失意写在脸上,郝麦收表面上不动声色,内心却万分痛苦,但他知道只要他稍有妥协,儿子就永远不会真正自立起来,要想儿子百炼成钢,他现在只有在一旁默默地注视。
郝麦收开始询问起儿子找工作的情况,儿子赌气不理他,他还是一如既往每天打探,还不时给儿子出点儿主意。郝丁只好自己鼓起勇气一次一次地到人才市场找工作,内向的他开始学着推销自己。
已经是这年年底了,在人才市场呆了一天又无所收获,心灰意冷的郝丁在回家路上看到一个招聘打字员的启事,尽管要求是女性,但郝丁还是进去问了问:“你们用不用男孩子?我刚毕业,想找一份工作。”经理一看他的神态就乐了:“那你就试试吧。”郝丁就在电脑上打出了一篇文章,看着小伙子的麻利劲儿,经理满意地说:“行,明天来上班吧。”
经理的爽快让郝丁激动万分,尽管月薪只有600元,但对屡屡碰壁的郝丁来说,在这一瞬间他似乎重新拾起久违的自信和尊严。郝丁一蹦一跳地跑回家,一进门就大声喊道:“我找着工作了!”听到这一消息,郝麦收感到从未有过的高兴,他立刻上街买来了几样好菜为儿子庆祝。尽管儿子还生他的气,对父亲的殷勤有些不以为然,但郝麦收却觉得,儿子终于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他的教子方案是可行的。他的庆祝,不仅仅为儿子,也是为自己。
郝丁长得眉清目秀,不少女孩儿喜欢他,刚参加工作,郝丁就获得了一份爱情。这是郝丁的初恋,郝丁爱得认真而投入。然而与父母签的那份协议却让他意识到,要结婚就得自己攒钱买房筹备婚事,现在一个月才600元收入,什么时候才能攒够钱自立结婚呢?工作八个月后,郝丁辞职了。当女孩儿家长知道郝丁辞职的真正原因时,他们认为对方家长如此无情义,女儿嫁过去不会有好日子过,他们力劝女儿中断了恋爱。
初恋就这样因为家庭协议猝然中断,郝丁对协议简直有些愤怒了,可是无论怎样,生活终究还要继续。随后,他又到了一家酿酒厂打工,虽然没有任何报酬只管吃住,但郝丁希望通过这份工作了解企业运营,以便自己将来能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瘦弱的郝丁白天干着繁重的体力劳动,晚上在发酵室内盯着发酵温度。隆冬时节,屋外寒风刺骨,屋内却常常高达40多℃,穿着小背心还汗流浃背。繁重的工作不仅增强了郝丁的体质,更磨炼着他的意志。闻着新酿的酒香,看着自己的劳动有了回报,特别是看到自己原本羸弱的身体竟然强壮起来,他开始重新审视起与父亲签的那份协议。郝丁的情绪开始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1998年夏天,自信心有了极大增强的郝丁突发奇想,要独立经营一家以石膏画为主的小店。他从同学处借来几千元钱干了起来,但由于没有客户资源,又不懂得如何有效地开发市场,几千元钱很快就被他赔个精光。因为无钱还债,郝丁成了被告。这个时候,郝麦收出现了,他主动替儿子还清了债务,尽管他声明钱只是借给儿子的,以后郝丁还要偿还。对于这次生意失败,郝麦收丝毫没有责怪儿子,他只是对儿子讲,只有经历过这样的挫折将来才能避开更大的风险。
父亲的举动和话语给了郝丁极大的触动,这时的他也知道了父亲更深层的爱,他开始虚心接受父母对他的成长建议。不用父母催促,他开始在南开大学上英语专业的大专班,1999年又考取了中国社科院和天津社科院联合举办的经济方面的研究生班。当然他还要遵守这样的一个协议——在郝丁学习期间,父母可以担负他的学费,但日后一定要偿还。
1999年,郝丁到天津市一家大广告公司工作,从业务员做起,三年里,依靠自己的能力和业绩,郝丁先后在公司里作市场调查、文案、策划,最后担任了这家公司的策划经理。如今郝丁记不清自己曾经签下的那些几十万、上百万的单子,他牢牢记住的是自己在第一个月的辛苦奔波之后,在几乎颗粒无收的情况下终于签下的那张2000元的单子。郝丁在事业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更让家人感到欣慰的是,郝丁不再腼腆内向,他已经是一位谈锋甚健,落落大方的一个小伙子了。
2002年9月,郝丁又来到了国内四大晚报之一——今晚报的广告部工作,年仅26岁的郝丁俨然是一个资深的广告人了,他的收入也超过了父母亲的总和,他按协议归还了父母支付的学习费用。至此,父子协议上的四条,郝丁已成功完成了两条,目前他已有资格和资质完成第三条——自立结婚成家,现在已有一个北京女孩儿走进他的生活,女孩儿非常赞同郝丁要按协议自立结婚,自立带孩子的想法,她对郝丁说:“我就喜欢独立的人,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人,独自一个人在澳大利亚当了两年护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