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们在那里插队落户时，她已经是农人的老婆、三个男孩的母亲，但她就是与众不同，聪明绝顶。虽然生活困难，但她的家里，灶台上，总是干干净净的。三个孩子，个个清清爽爽的。我们那里妇女农闲时加工出口花边，做脏了做错了非但拿不到工钱还要赔线钱。她的花边手艺一流。冬天炉火边，她手挑花边口哼民歌，是我们知青岁月中美丽的回忆。  
　　她见多识广，居然知道好莱坞，知道卓别林和秀兰·邓波儿，而出生于新社会、在城市长到十七八岁的我们却全然不知。当然，这是后来熟了，她悄悄地跟我们讲的。
　　她的男人担任生产队长，五大三粗，喉咙震天响，每天早晨站在田埂上一边骂人一边派工。很难想象她怎么会嫁给他，他们夫妻如何在一起生活。奇怪的是，在家里他低声敛息，她说一不二。
　　她喜欢我们几个女知青，经常叫我们到她家吃饭，一起挑花边。现在想来，她是觉得与我们有天谈。
　　我们唤她为婶婶。有时也会开玩笑地说“叔叔怎么会追到你”之类的话。每讲到此，她的脸色就非常难看，有一次还掉了泪。我们就噤声了。
　　她是一个谜。直到我们离开，也不知道谜底。
　　讲着她，就到了。
　　她的大儿子说，妈妈住院。为什么？她精神失常了。为什么啊？
　　几十年后，我们终于解开了她的身世之谜。
　　她出身富家，家里有田地，城里有商铺，她是家里的小女儿，从小娇生惯养，在城里念书。
　　解放初，她的父亲被镇压。枪声一响，她的母亲立马疯掉了。她的哥哥躲到山上，民众叫嚷着将她哥哥捉回来枪毙。
　　柔弱的女孩半夜跑到民兵队长家，跪地求饶，她知道民兵队长一向对她垂涎三尺，说如果肯放过哥哥，给家里留个香火，愿意嫁给他。
　　这就是当年我们看到的那个家庭。
　　改革开放后，她牵头让三个儿子办厂，亲自跑产销业务，一度做得很红火。可前几年，小儿子到境外赌博，输了几个亿，家当全部抵债，还不够，被人追杀。于是，她精神失常。
　　当年对我们关闭的心灵，今天依然关闭，并永远地关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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