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总结吸收了我国不同发展阶段制定与实施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之历史经验和思想智慧,并以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理论的成果与教训为鉴,突出以人为本,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从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发展要求等方面对发展理论作出了重要创新,为我国制定和实施更加成熟完善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发展战略;历史演变,科学发展观;理论创新
新中国成立至今,围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中共领导人在不同时期先后提出了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主要有毛泽东的平衡发展与赶超战略,邓小平的非均衡发展和台阶式发展战略,江泽民的跨越式发展和协调发展战略。进入新世纪,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总结吸收了上述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之制定和实施的历史经验和思想智慧,并以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理论的成果与教训为鉴,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更显成熟,更加凸显人文关怀。它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是对发展理论的重要创新。本文通过回顾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历史演变过程,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历史与理论背景,更深入地认识科学发展观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上所作出的重要理论创新。
一 毛泽东:平衡发展和赶超战略
毛泽东是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新中国成立后,针对我国生产力水平落后且发展不平衡的情况,在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毛泽东先后提出了平衡发展战略和赶超战略。
1.平衡发展战略
所谓平衡发展战略,一是指围绕实现工业化的目标,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与发展农业同时并举, 毛泽东形象地称之为“两条腿走路”。二是指区域平衡发展,即实现沿海和内地工业的平衡发展。
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讲话初步总结了苏联在发展工业化道路上的经验教训,提出要“以苏为鉴戒”,正确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接着在1957年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毛泽东正式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工业和农业并举的发展战略”。他说:“以重工业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条毫无问题,毫不动摇。但是在这个条件下,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 1 ] ( 310页)这是毛泽东在探索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过程中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1959年12月—1960年1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讲话中,再次指出“工业发展当然要快于农业,但是,提法要适当,不能把工业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否则一定会发生问题。我们的提法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 2 ] (122 - 123页)毛泽东平衡发展战略的另一方面是区域平衡发展,即实现沿海与内地工业的平衡发展。这一战略的实施主要体现在“一五”时期和“三线”建设时期。“一五”计划期间,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思想,我国政府实施了区域平衡发展战略,即着重加快内陆地区的工业发展,以缩小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达到经济发展的平衡。“一五”计划共安排大中型建设项目694个,实际施工的达到921个,主要分布在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如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布置在中部和西部的有67个,布置在东北的有50个。这使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工业从无到有,并达到体系配套。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还提出“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 1 ] (25页)
毛泽东实施区域平衡发展战略的第二个时期是“三线”建设时期。当时,由于中苏关系恶化,美国扶持台湾在东南沿海妄图建立“游击走廊”,中印关系紧张,客观上存在战争危险。而我国经济重心过于集中在沿海大城市,不能应付敌人的突然袭击,毛泽东和党中央便作出了迅速开展“三线”建设,建立大后方的战略决策。“三线”建设从1964年到1978年长达24年,按照毛泽东“大分散、小集中”和“依山傍水扎大营”的指示,在我国西南、西北内陆地区初步建成了一批航空航天等国防工业以及钢铁、有色金属、能源、交通、机械、电子、汽车、轻纺等工业基地,极大地改变了我国工业布局东西不平衡的现状。
2.赶超战略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盛行的赶超战略的影响,加上国内反冒进及随之而来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毛泽东头脑开始发热,于1957年11月提出了在短时间超英赶美的发展战略。11月2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期间,提出用15年左右的时间,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英国的口号,并设想再用20年到30年的时间赶上并超过美国,以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1958年5月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又提出“7年超过英国, 15年赶上美国”的口号。这种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求强”、“求速”的“赶超战略”,给中国经济的发展造成重大损失。其后,毛泽东通过反思“大跃进”的沉痛教训,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他说:“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快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100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 3 ] ( 32页)“现在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事,越急就越办不好,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地向前发展。”[ 2 ] (236页)在后来的发展实践中,毛泽东实际上放弃了这一赶超战略。
二 邓小平:非均衡发展与台阶式发展战略
邓小平首先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并对实现这一目标所应采取的发展战略进行了创造性的思考和探索。他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的构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二是经济发展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台阶式发展战略。
1. 非均衡发展战略
邓小平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之一,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早在1978年12月,邓小平就指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他还指出:“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 4 ] ( 152页)具体而言,这一发展战略包括三个方面:第一,让一部分辛勤劳动的人先富起来。邓小平指出,要让“那些辛勤努力成绩大”的人先富,也就是说,先富必须靠“诚实劳动,合法经营”来实现,“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 5 ] ( 23页) ,勤劳致富是正当的、合法的。第二,让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先发展起来,先富裕起来。我国是一个大国,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这是客观现实。邓小平认为,“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 5 ] (155页) ,“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 5 ] ( 375页) 。他强调,沿海地区要利用有利条件,较快地先发展起来,放胆地干,千万不要贻误时机。第三,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 5 ] ( 364页)他强调,“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 5 ] (166页) 1986年12月,他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又再次强调:“我们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两极分化。这就叫社会主义。”[ 5 ] (195页)
2. 台阶式发展战略
为了更好地实现“三步走”的发展目标,邓小平还提出了“台阶式”发展的战略思想。邓小平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争取隔几年使国民经济上一个新台阶。他说,“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 5 ] (375页)邓小平还认为,从国际经验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 5 ] (377页)[论文网 LunWenNet.Com]
三 江泽民:跨越式发展和协调发展战略
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明显增强,科技革命迅猛发展,我国的改革、发展面临新情况,遇到新问题。江泽民敏锐地观察和把握这一新时代的变化,针对新的历史时期世界科技日新月异,生产力发展呈加速态势,而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重新凸显,由于生态、环境、资源压力加剧使可持续发展能力受到挑战的新情况,提出了跨越式发展战略和协调发展战略。
1. 跨越式发展战略
所谓“跨越”,是指原本生产力水平处于比较落后状态的国家,它的发展不再按传统的先工业化、后信息化的模式,而是在与世界生产力发展的交往过程中,用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力来推动自己现有的生产力的发展,以实现对传统的跨越,从而接近或达到甚至超过世界先进生产力水平。江泽民说:“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表明,信息化对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大作用,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并全力推进,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争取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6 ] (1 402页)这就是说,虽然我国工业化水平尚处于相对落后的阶段,但是面对信息化浪潮的冲击,我国的发展战略也要作相应调整,由“台阶式”转向“跨越式”。所以,江泽民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指出:“大力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不断用先进科技改造和提高国民经济,努力实现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跨越,这是我们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要求必须履行的重要职责。”[ 6 ]
2. 协调发展战略
江泽民的协调发展战略包括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协调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协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第一,实施西部大开发,协调区域经济发展。江泽民在十四届五中全会的讲话中指出:“解决地区发展差距,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今后改革和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从‘九五’计划开始,要更加重视支持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逐步加大解决地区差距继续扩大趋势的力度,积极朝着缩小差距的方向努力。”[ 7 ] (1 254页)为此,党中央和国务院在上个世纪末制定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在本世纪初又制定了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
第二,协调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江泽民把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提到了重要的地位,这集中表现在党的十六大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全面规划了未来20年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同时又从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等方面全面规划了未来的发展任务。
为了突出发展和建设的全面性,党的十六大在建设小康社会的前面,特意加上了“全面”二字,把我国当前的历史阶段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把我们当前面临的建设任务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
第三,协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第一次明确指出:“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其基本要求是,必须“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强调“必须切实保护资源和环境,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 7 ] (1463—1464页) 。他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针对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实际情况,重申“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 8 ] (22页) 。
四 胡锦涛: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胡锦涛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矛盾提出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不可否认,也存在一系列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发展不够全面,也不够协调,持续发展能力较弱,如城乡差距拉大、就业压力增加、区域差距扩大、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社会的发展明显滞后于经济的发展等等。针对发展中实际存在的问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总结吸收了我国制定与实施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之历史经验和思想智慧,并以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理论的成果与教训为鉴,提出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这实际上也是一个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2003年8月28日至9月1日胡锦涛在江西考察工作时,明确使用了“科学发展观”概念。随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在胡锦涛江西讲话的基础上增加了“以人为本”的提法,第一次明确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概念,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新的发展战略一经提出,立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在此基础上,胡锦涛在2004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口与资源环境工作会议发表了重要讲话,对科学发展观的概念逐字逐句地作了系统全面的阐发:“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9 ]
2007年,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对科学发展观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发展要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以人为本”就是“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 10 ]
十七大报告还把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联系起来,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发展的目标任务:“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是内在统一的。没有科学发展就没有社会和谐,没有社会和谐也难以实现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要通过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又要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 10 ]
五 科学发展观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理论创新
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历史演变过程来看,科学发展观在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发展要求等方面有着重要的理论创新:
1.发展理念的创新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建设经验的缺乏和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认识的不足,加上受国际发展理论将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和苏联发展实践的影响,我国在很长一段时期把经济增长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追求的主要目标,制定和实施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时,将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作为衡量发展战略是否成功的最重要的检验标准。尽管在这种传统的经济增长型发展理念指导下,我国创造了全新的工业社会的经济发展奇迹,但同时也引起了生态危机、资源危机、能源危机等难以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促使人们对传统发展理念进行深刻地反思。科学发展观正是在总结我国经济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汲取综合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等现代发展理念的精华,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宽广视野对发展作出了新的诠释,指出发展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第一次明确了为什么发展、靠谁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从发展理念层面,对以往的发展理论和发展战略作出与时俱进的深化和完善。
2.发展模式的创新
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历史演变的回顾可知,计划经济时期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制定,比较注重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增加,而对于全面发展的要求尚乏深刻的认识,结果导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的不平衡,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江泽民提出协调发展战略,表明中共领导人已开始注意完善过去发展战略之不足。科学发展观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模式,强调全面发展应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发展,从理论上指出了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存在的“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之关键。而面对我国日益严峻的资源和环境压力,科学发展观强调可持续发展,主张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必须充分考虑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积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断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合理开发和节约利用各种自然资源,使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主张建设低投入、少排污、可循环的国民经济和节约型社会。由此可见,在发展模式方面,科学发展观更注重发展的系统性、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更注重从总体和长远角度解决发展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这是对经济发展战略内容的深化,并切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
3.发展要求的创新
从毛泽东的赶超战略、邓小平的台阶式发展战略到江泽民的跨越式发展战略,加快发展一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主题。然而,在“快”字当先、快速增长、百姓受惠的同时,经济运行中的一些问题日益突出:一些地方政府在急功近利的政绩观支配下,拼资源、拼环境,竭泽而渔,由此导致的能源高消耗以及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突出问题。目前,“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传统工业化模式还没有完全终结;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耕地逐渐减少并逼近18亿亩红线;缺水威胁着400多个城市,水污染问题也在步步紧逼.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要求,强调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也是树立正确政绩观的具体体现。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表面上看是顺序的变化,实质体现了我们党发展要求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方式的重大转变,意味着中国在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时将更加重视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治国理念上更加成熟,更加求真务实。
总之,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总结吸收了我国不同发展阶段制定与实施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之历史经验和思想智慧,并以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理论的成果与教训为鉴,突出以人为本,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从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发展要求等方面对发展理论作出了重要创新,为我国制定和实施更加成熟完善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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