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前，第六届“中国光谷”国际光电子博览会分论坛“创新型国家与高技术产业发展”论坛在武汉召开。会议围绕创新型国家建设与自主创新战略的必然性、中国自主创新的现状与问题、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推动力量和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制度安排四个方面展开。本文是此次论坛的综述。  
　　日前，第六届“中国光谷”国际光电子博览会分论坛“创新型国家与高技术产业发展”论坛在武汉召开。会议由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武汉大学战略管理研究院院长辜胜阻教授主持。来自政界、学界和企业界的多位官员、专家学者和企业人士汇聚一堂，就推动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和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会议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一、创新型国家建设与自主创新战略的必然性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我国“十一五”时期的主要任务之一和重大战略性目标。辜胜阻教授首先指出，多重因素决定了当前我国必须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目前，我国的经济存在着“大而不强，快而不优”问题，经济发展的对外依存度较高。过去十年，中国质优价廉的出口产品给海外消费者带来极大的好处，留给自己的只是微薄加工费和大量消耗及污染。中国经济发展仍然依赖“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出口加工业，始终处在“微笑曲线”的最底端，只分享了全球价值链中微薄的利润。伴随着能源约束、环境约束以及高成本时代的到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环境正在发生变化，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然面临着“高速增长与科学发展”的发展观的选择和“低劳力成本优势与创新品牌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我们必须摒弃旧思路、旧模式，探索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新路子、新模式。这就要求必须重视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  
　　大连软件园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杨冬先生认为，国家发展道路概括来讲一般有三种：资源发展型、制造业依附型、创新发展型。一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演化，应逐步由资源型向依附型过渡并最终走上创新型的发展的道路。2006年，我国高技术产品进出口总额达到5287.5亿美元，但在出口额和进口额中，外资企业的比重分别达到88.1％和79.8％；在高技术产品出口中，加工贸易的比重达87.3％，占绝对主导地位，我国仍然是制造业依附型的国家。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简新华教授进一步分析指出，除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需要外，克服高新技术引进困难的需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需要、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迫切要求，决定了中国已经进入由引进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转变的经济技术发展阶段。  
　　当前，我国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不仅具有必要性，也具有可行性。麦肯锡公司全球董事合伙人彭壮壮博士从当前的国际潮流和世界信息化变革的趋势分析了我国自主创新面临的机遇。他认为，全球范围内创新中心的多极化将是一股不可阻挡的国际潮流，创新平台或工具的易获得性、虚拟社区趋于强化及知识产权更难保护是信息社会的三大变革趋势。在这种环境下，人才、信息、知识的全球流动将无处不在。简新华教授进一步从我国科学技术队伍、技术水平、资金状况、企业制度等自身条件出发，说明了我国已初步具备进行自主创新的必要的技术力量和基础。  
　　  
　　二、中国自主创新的现状与问题  
　　  
　　1、企业创新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当前，创新的“国家意志”呼声高涨，但是现实中企业自主创新的状况并不乐观。辜胜阻教授将当前企业创新面临的问题概括为：①动力不足，不想创新。我国国内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仅为万分之三。99％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一些民营企业家感叹，靠技术创新不如通过经营房地产利润来得快和高；靠引进合资可以省时、省事。②风险太大，不敢创新。“成三败七，九死一生”是创新活动的典型特征。有关研究表明，约有50％的中小企业在创立的3年内死亡了。中小企业面临一种“生不快，长不大，活不长”的发展环境。民营企业普遍存在“创新恐惧症”。有企业甚至认为：“不创新是等死，创新也是找死”。此外，“你创新，我冒仿”的市场环境也让企业不敢创新。③能力有限，不会创新。技术可以引进，但技术创新能力却不可能引进。在江苏调查表明：民企自主创新最大困难是“人才”瓶颈。全省70％以上的民营科技企业缺乏高级技术人才，35％的企业缺乏高级技术工人。④融资太难，不能创新。据调查显示，86％的企业认为贷款太难。民营中小企业提供了城镇就业人口75％以上的就业机会，研发新产品超过全国的八成，但获得的贷款只有全部贷款的10％左右。  
　　简新华教授赞同辜胜阻教授的观点，认为我国自主创新存在“政府热心、企业不热情”、“创新不多、能力不强、动力不足”的现实问题。他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原因：一是自主创新比技术引进难度更大。自主创新需要充足的资本、良好的技术基础、高素质的人才、完善的制度等一系列因素的支撑，难度较大；二是在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企业大量依赖于生产要素低成本的竞争方式；三是企业没有形成规范、成熟的产权明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面向市场、优胜劣汰的企业制度，在企业内部也没有建立起合理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对创新人员的激励不足；四是知识产权保护不够，使得企业自主创新动力不足，担心创新成果被别人模仿、假冒，自己得不到应有的回报，不愿花力气创新。  
　　  
　　2、有关产业的创新分析  
　　不同类型的产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支柱产业在产业结构体系的总产出中占较大比例，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新兴产业代表着市场的新需求，对产业结构转换起着导向性的作用。从产业的角度出发，与会的有关专家学者具体分析了我国的汽车产业和服务外包产业创新现状。  
　　汽车产业是我国的支柱产业。辜胜阻教授认为，与彩电行业“杀出一条血路”相比，我国的汽车产业的国产品牌的发展并不理想。在引进外资以市场换技术的发展道路上，我国的很多汽车企业都存在着很高的技术对外依赖度，对外来技术的引进过分依赖，企业逐渐失去了自主开发技术的激情与“梦想”，失去了创新的习惯。  
　　湖北省信息产业厅副厅长、武汉理工大学胡树华教授总结了世界各国汽车产业发展的过程，认为其产业发展模式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纯进口消费型、产业依附型和产业主导型。他认为前两者不适合我国国情，主导型才是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正确选择，强调自主技术、自主品牌、战略性可持续发展。  
　　服务外包是实现自主创新的一条重要途径。国内外的实践证明，服务外包是加快自主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以印度为例，随着大量企业为客户提供更为复杂和高端的信息技术外包服务，企业的研发能力、管理水平和创新能力快速提升。杨冬认为，从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的发展历程来看，如果说制造业是中国迎接世界产业转移的第一轮，那么服务外包则是中国面临的第二轮转移的重大历史机遇。大连软件园的服务外包产业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全市超过600家企业，8家服务外包企业超过2,000人，居全国首位，2007年实现软件和信息服务销售收入215亿元，软件出口7.2亿美元。大连软件和信息服务外包取得成功的核心在于“三大创新”：一是产业创新，二是体制创新，三是园区管理创新。结合这种成功模式，他进一步指出服务外包产业所推动创新活动与大连创新型城市建设的有效融合，并形象地概括为“推动一个产业，改变一座城市”。  三、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推动力量  
　　  
　　在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推动力量上，辜胜阻教授认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全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需要充分发挥政府和民间两股力量、两种优势，激发全民族的创新精神，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政府在创新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目前我国总体上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民间力量较为薄弱，绝大部分研发投入、研发机构和科研人员应由政府提供，政府需要在技术创新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同时美国硅谷成长经历告诉我们，政府支持(如军事采购)能够极大促进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完善。民间推动型创新是指由民间主体依据自身力量、技术水平和制度安排所实施的白下而上的创新，具有机制灵活、决策迅速以及政府主导型创新所无法比拟的贴近市场、反应灵敏的优势。目前，我国民间创新有三种模式：一是温州模式——草根阶层通过其草根创业实现的草根创新。中国草根创新最成功、最典型、最活跃的地区是民营经济之乡浙江省，其中温州模式是草根创新创业的典型代表；二是中关村模式——科技精英阶层离开正式的组织“下海”办企业、通过科技创业实现的民间精英创新；三是深圳模式——来自各地的城市移民在实现创业梦想中推动了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我国的民间创新是同广大的中小企业的创业连在一起的，民间创新往往在草根创业中得以实现，14万民营科技企业已经成为民间创新的生力军。  
　　彭壮壮博士从民间力量推动创新的角度出发，认为打造开放式创新模式——“全民”创新的平台和“全民”评比的机制将是在新一轮全球创新中胜出的必要条件之一。以日本移动通信i-mode为例，DoCoMo鼓励成千上万的合作伙伴百花齐放地创新，最终使i-mode形成了一个能够持续改进的循环系统，进而极大地培养了客户的忠诚度和鼓励了用户的使用。他还认为，企业的创新要有效利用全民创新的原动力，扶持政策和融资体系要向全民创新的模式延伸，中国在利用全民创新上有着独一无二的优势和广阔的前景。  
　　胡树华教授则结合汽车产业强调了政府主导的力量。他认为，目前汽车产业的发展迫切需要国家工程。他提出了国家汽车创新工程(National  Automotive  InnovationProject，简称NAIP)，就是围绕中国汽车产业的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由国务院直接领导组织官产学研大联合，在5-10年内投资500亿，800亿元，抓住汽车技术转型换代的契机，依托已有的汽车技术基础和高新技术优势，通过强有力资金支持和科学的组织管理，动员全国的科技力量和有效资源，协作攻关、重点突破，力图在新能源、微电子、新材料等几个局部领域取得世界级的进步和创新，真正拥有汽车技术或产品的知识产权，以抢占新一代汽车技术的制高点。他建议，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组织相关部委，制定NAIP计划，专班、专款、专项推进实施；借鉴美国新一代轿车计划(PNGV)由总统主持的经验，成立国务院NAIP领导小组，联动实施国家汽车创新工程；从政府采购到全民意识，倡导购买自主品牌国产车。  
　　  
　　四、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制度安排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既需要制度创新也需要技术创新，但在转型时期，制度重于技术。与会的各界人士就如何完善自主创新的制度安排进行了交流。  
　　辜胜阻教授认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依靠制度创新。要通过一系列的财税扶持政策，建立利益补偿机制，解决民营企业的创新动力问题；完善风险分担机制，大力发展风险投资事业，加大对自主知识产权的保护与激励，分担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风险，降低创新成本；通过建立合作机制，鼓励中小企业与大企业进行技术战略联盟，实施有效的产学研合作，推进开放创新，提升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重构为创新服务的金融体制，尽快推出创业板市场，发展各类技术产权交易，构建支持自主创新的多层次资本市场解决民营企业创新融资难问题。从多方面激发企业的创新意愿，使自主创新真正成为民营企业的内在需求，由“要我创新”转变为“我要创新”的行为模式。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张建华教授也认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核心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其中体制机制创新是关键。创新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创新投融资体制机制、创新产业集聚体制、创新人才激励机制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他建议，要修订并完善高技术企业认定制度，合理配置科技资源，构建科技成果转化的动力机制，改革科研人员流动体制机制，强化科技成果转化中介服务体制机制；完善高新技术产业链，发展雁行产业集群战略，合理布局园区，推动高新园区“二次创业”。  
　　简新华教授认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在实现机制方面，要以市场机制为主，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完善创业投资机制，增大研发投入；发挥高新科技开发区的先导作用；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在增强创新动力方面，要合理提高生产要素价格。形成合理的资源价格；完善企业制度尤其是国有企业制度；改进针对创新人员的激励手段；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文化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在创新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表明，硅谷的成功是一种文化现象。硅谷的不可复制性很大程度上源于其文化的根植性。辜胜阻教授总结指出，区域创新体系除了机构实体如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等之外，还有支撑体系，创新文化是创新体系的重要支撑体系。由创新文化构成的经济文化是区域创新体系的“软因素”和“软实力”。制度与文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既极少依靠外资、也少有上市公司，更没有特区政策，完全是依靠自身力量发展起来的，根植性很好，竞争力很强。这背后的原因就在于浙江地区的区域文化中有强烈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流动偏好、开放思维、合作意识和信用观念。硅谷地区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是硅谷获得成功、成为世界高技术产业集群典范的关键性因素。因此，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型城市必须高度重视重塑区域经济文化，培育创业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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