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去过大姐的婆家两次，一次是她结婚，一次是她出殡。
            25年前，我作为娘家代表之一去接大姐回门。上车前母亲叮嘱我，吃酒席的时候，一定要记着偷个酒杯带回来，据说这样有福。我贪心，见那淡青花瓷的小玩意儿，凑成一对怪可爱的，一下偷了两个，心里却忐忑：人家收拾餐具时，见少了两个酒杯，不知道会怎样乱找呢。
            我良心上过不去，回来的车上，偷偷告诉了大姐，她只是笑了笑，摸了摸我的头。她虽然只比我大6岁，但从小背着我上学，言行举止，十足一个小母亲。
            那时大姐抱不动我，就两手反扣背着我，我俯在她的背上，喜欢玩弄她粗黑浓密的辫子并使劲扯，扯得她耐不住疼，脑袋总是往后仰，所以她长大了走路也总是昂首挺胸。我自己还有印象，我哭闹时她就任我啃咬她惟一的一块红头巾，咬了好多个窟窿，好几个冬天她就带着那块破头巾。平时开玩笑，大姐总说我欠她一块新头巾。我被说臊了，就赌气说：“以后挣了给你买一打，好吗？”
　　    后来我考上了学，在外工作。我发表在报纸上的豆腐块文字，大姐只要看到就剪下收藏起来。她自己文化程度不高，是给周围的人看的，我不知道我成了大姐的骄傲。我相信别说两个酒杯，就是两只金碗，只要大姐有，她也舍得给我。
　　    个子高高，英姿飒爽，走起路来一派大丈夫风度。大姐确实是女中丈夫，15岁就抢着当女民兵。但我对大姐这个身份并不喜欢，看得出来全家人对她这个身份都无可奈何，因为那挎着枪站在大卡车上押着犯人游街的大姐虽然威风凛凛，却很僵硬。
            从父亲嘴里知道，大姐这样做是为了救我们全家，虽然奶奶和父亲、二叔、三叔当过八路军，  但也爷爷当过韩复榘手下的团长，还有一个大伯下落不明，据说去了台湾。总之功不抵过，我们家属于政治上有问题的，每次运动都会被挤在悬崖边上，稍有不慎就会粉身碎骨，死无葬身之地。
            晚饭时大姐悄悄告诉我们，听说那些政治犯大部分是无罪的，她捆绑他们时，手尽量轻，这样他们可以少受一些罪。父母叹了一口气，我也才渐渐喜欢：由心慈手软的大姐看管犯人，总比一个心狠手辣的家伙强。
            她初中没毕业，就去县城的一个小饭店打工挣钱养家，负担我和二姐上学，她也想圆她的大学梦，但从初中水平开始自学，这梦何其遥远！晚上我看着书本，她背政治题，总是背了又忘，我急了，说大姐你怎么就这么笨呢？我哪里想到我的大姐白天炸油条卖副食，已经很累了。她开玩笑，要我找两个小棍，替她把掉下来的眼皮支起来。
            我考上了师范，她骑自行车送我到35公里外的学校。“好好替我上吧。”她含着泪花笑盈盈的对我说。
            她自知上大学无望，发狠学习烹饪技术，当上了厨师。几年后她与人合资承包了当时县城最大的综合性服务楼，集旅馆、饭店、加油站、停车场于一体。每次我回家，出车站旁边就是服务楼，我进门，她赶紧放下客人让别人招呼，亲手做两个我爱吃的菜，坐在旁边，笑嘻嘻地看着我吃。她总嫌我身子不壮，常攥住我那只不拿筷子的手，用它的双手使劲摩擦一会儿，说我是念书念得手脚冰凉。她总是哄着我：“再多吃一口，别给姐姐省啊。”
            要是我直接回了家，她晚上打烊后就把菜带回去，菜用托盘和扣碗盖严实，这样冬天回家也是热乎的。
            有一回我出其不意的跑进厨房，看到大姐袖子挽得很高，正用双手搅拌一个大盆里的凉菜，那些菜还带着冰碴，她的手臂粗糙通红。我也倒吸了口凉气。我一直以为她是老板，坐在办公室里运筹帷幄，哪里想到很多事她都要亲历亲为呢。
            她以为我嫌脏：“手洗得很干净的，再说筷子也叫不动，这样可以少雇一个工人，不也省一份钱吗？”她精打细算的连一粒米也掉不到地上。
            那几天有婚宴，还有“两会”的席，每天要上百桌。我不肯留下吃饭，大姐追出来，塞给我一个信封，里面有一沓钱。我不要，她说不全是给我的，叫我分一半给我的同学霞霞，霞霞是个孤儿。我说那就只要一半，我的还没花完呢。大姐笑了，说我妹知道勤俭节约了，那就都给霞霞吧，叫她买件衣服，上次见她，大冬天的，连个围巾手套也没有，褂子都毛了边，裤子也脱了线，大姑娘了，别少襟露肘的看着寒碜。
            大姐的服务楼干了十年，突然要拆迁，大姐也失了业。我正在为她发愁，她从《农民日报》上看到一则消息，回娘家包了几亩地，养起了梅花鹿。电话里她告诉我，又一头最小最漂亮的母鹿是我的。我赶紧回家看“我的”那头鹿，脖子上挂着一牌牌，上面写着我的乳名，眼睛圆圆，睫毛长长，性格温顺，真是一头可爱迷人的小鹿！我把头顶的杨树叶子捋下来给我的小鹿吃。大姐说：“你不是会写那个什么诗吗，给咱这头鹿写首诗吧。”我没写诗，我画了一幅油画，一个半人半兽的鹿神，半边身子是大姐，半边身子是梅花鹿。大姐笑着说很像。
            这是大姐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她的养殖场成了全县养殖业的龙头，最多的时候有六十头梅花鹿，二百多头猪，六十多条狗，后来还养过五千只鸡。
            远近的村民来她这取经，有好几十户在她的带动下，也养起了鹿。鹿卖出去了，大姐还得免费负责上门给母鹿接生，她说这是嫁出去的“女儿”生孩子，“外婆”能不管吗？每年定期采抽鹿血割鹿茸，大姐和大姐夫都要骑着摩托车亲临现场指导，因为割鹿茸很讲究也很危险，割早了鹿茸还没长成，割迟了鹿茸钙化就不值钱了，割少了浪费，割多了鹿会大出血而亡。
            她的鹿卖到周边好几个县，本地也有几十户村民在她的带动下致富。小鹿在娘胎里就有了主儿，一生下来就是3000块钱；大鹿就更贵了，一头公鹿上万。普通的农户根本投不起资，大姐就先赊给他们，钱呢，等卖了鹿再还。这样大姐就有了一批“飞鹿”。有一阵子我很替大姐那些“飞鹿”担心，大姐说：“家财万贯，皮毛不算。我这儿养得多，死一两个还抗得住；小户不能出事，有事我先担着……”
            还真有一个小户，头一天领养了三头，不到一星期就死了两头。大姐用车拉回来，解剖了一看，原来那家喂食时不小心，饲料里有一截白塑料绳缠住了肠子。那家很苦，本来想靠养鹿脱贫致富，不料出了这事，男人当时腿就软了，一屁股坐在那儿起不来。大姐说没关系，她可以把鹿肉卖掉。她让那人再拿回两头小鹿去养，这一回那人向养宝贝儿子一样小心。
            2002年春,大姐的鹿场出生了一头小白鹿,全身雪白,只有小嘴唇和四蹄有一点点黑。整个行唐县都轰动了,养鹿的和不养鹿的都专门跑去看那头小白鹿,孩子们放了学拔野草去喂着玩。一时间,大姐的饲养场成了动物园。小白鹿的照片上了新华社、省电视台等几十家媒体。石家庄去的专家说这是返祖现象,几百年难遇的,云南曾有过白老虎,《佛经》中有白象。民间说是吉祥的象征，史书中也有天下太平则瑞兽出现一说。东北的鹿场出十万高价买这只小白鹿当品牌，深圳一老板要给他母亲做寿也出高价竟争。后来我问大姐小白鹿的下落，大姐笑而不答。          
            大姐一边养鹿，一边还忘不了她的老本行，又承包了一个私立学校的学生食堂。过年回家时她还说要在山里投资建一个厂，我们都劝她别太累了，她说她这人就是受累的命，要是不累就会生病。
            2005年3月29日晚8点，大姐和人谈投资厂子的事儿谈得很顺利。在饭店，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吃团圆——她已很久没有和家人享受团圆之乐了。饭后出来站在马路边等车，被一辆无证无牌的摩托车飞来撞上，大姐当时就没有了呼吸。送到医院抢救，中间有几小时恢复了呼吸，次日凌晨6点呼吸停止，医生诊断是脑死亡。
            平时那么能干能行、爱说爱笑的人，最后时刻竟一言不发，一句话也没留给我们。为了安慰衰老爹娘、年幼的孩子和当时就昏死过去的姐夫，我们请求医生不要撤下呼吸机。她身体强壮，除了脑部弥漫性大出血，全身器官功能完好，输上液，心脏还在跳动，手还是软的，身体还是热的。
            让死亡慢慢地来，让老人和孩子还有爱侣，在心理上有个接受的过程。
            就这样坚持了八天八夜，直到最后，身体各个器官的功能慢慢衰竭，心率从高到底最后到零，生命何其脆弱，又多么顽强！
            人们闻讯从四面八方赶来，医院的走廊上、院子里，站满了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
            我很想痛痛快快地哭一场，但既没有机会也没有时间，起码有四个人比我更有理由悲恸：父母亲是老年丧女，姐夫是中年丧妻，小外甥是幼年丧母。所以我只有在处理完丧失后，回到石家庄的家里，坐在电脑前慢慢地一个一个的敲字。
            有人说大姐命苦，光知道干活不知道享受。我觉得大姐的一生很幸福，她是一个成功者。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活得也算轰轰烈烈，她想干的事儿都干成了，她一个人干的事儿能顶上十个人干的；她虽然只活了46岁，但他的一辈子活了别人的好几辈子。清一下她留下来的账，只有别人欠她的，她没钱别人一分钱。上天只是看她累了，叫她早早休息了。
            当所有人围着她哭泣哀叹时，我很想为她唱一首歌。
            亲人们啊，不要为远行的她哭泣吧，如果她的英年早逝叫我们流下滚烫的热泪。她充满热爱的一生，更值得我们为之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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