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晚，女儿仅吃了小半碗饭，就放下筷子说：“妈，我有点不舒服，得去躺一会儿，你吃完先走吧。碗筷等会儿我再收拾。”当时，我并没有太在意，等我收完夜市回来，看到碗筷和剩菜还在桌上摆着，才想到女儿可能出事了。
　　
　　我推开她的房门，看见她在床上躺着，满脸通红，我上去摸了摸她的额头，吓了一大跳，她的额头烧得像一团炭火，眼睛眯成了一道缝，似乎睁开都很吃力。
　　
　　我将女儿抱了起来：“孩子，你发烧了，得去看医生。”但她却从我的怀中挣脱下来：“不用了。可能是感冒了，睡上一觉明天就会好的，妈，你去把碗洗了吧。”她的声音虚弱，但还是强睁着眼，冲我笑了笑。我知道她是在敷衍我，因为一去医院就意味着花钱，她怕。
　　
　　“不行，得赶紧去医院!”我果断地说，然后来到屋里开始找钱，尽可能地找。当我把所有能找到的钱连同刚从夜市上挣来的散币堆在床上清点时，深深感到仓皇而无助。“妈，真的不用去医院，我明天就会好的，真的……”我扭头看见女儿靠在房门上，显然已看到了我刚才的窘态。“快去穿上衣服，我们走!，，我胡乱地将钱塞进口袋里，搀着女儿的手说：“我们打的去吧。”
　　
　　“不，你蹬三轮车去，医院反正又不远。”女儿说着就挣脱了我的手，踉跄地走向锁在院子里的三轮车。当我蹬着小三轮在寂静的街上急驶时，身后传来她微弱的呻吟声，以前我还从来没有听见她这么哼哼过。我有点怕了。3年前，丈夫身患绝症离我而去，接下来我又下岗失业，于是只得蹬着三轮车去出摊赶夜市。那一年女儿还不到13岁。也正是从那一天开始，我发现她忽然长大了，开始真正懂得了什么是生活。我回头望了她一眼，看见她像一只受伤的小羊羔那样无助地趴在车里，眼睁睁地望着我。我发疯似地蹬车，怕耽误了治病。
　　
　　赶到医院挂上急诊，接下来是检查、肌注、物理降温，忙碌了一阵后，女儿终于躺在病床上，挂上了吊瓶，我松了一口气。值班医生告诉我，眼下正流行病毒性脑炎，女儿的症状有些像，要待明天上班后做脊液检查才能确诊，今晚先做退烧观察处理。
　　
　　我的心又提了起来。夜深了，病房里只剩下我和女儿，我感到了疲倦。女儿突然示意我靠近她，说：“妈，我感觉很难受，浑身都痛，和以往不一样。医生的话我听见了，我很有可能是脑炎，我怕是不行了……”
　　
　　“别瞎想，要等明天做了检查才能确诊，我肯定你不是的。”“妈，你听我说。”女儿突然严肃起来，很认真地说，“你记住了，家里床头柜的下层，最里面靠右角，那儿藏有一个小铁皮罐子，里面装有一些钱…一那是我攒下的一些钱，留给你……”猛地一阵酸楚直冲我的鼻腔，我的眼睛朦胧了，我抓住了女儿的手，喊着：“孩子，你不会有事，因为有我在，我是你妈妈。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都要在一起，一起勇敢地活下去，孩子，你记住了吗?”女儿怔住了，她异样地、静静地望着我……好一会儿，我感觉到她抓住我的那只手有了力度，她攥住了我的三根手指头，两颗晶莹的泪珠，从她的眼角滚落而下。
　　
　　待女儿睡着时，东方已经透亮。我来到门外想透口气，突然就蹲在地上嚎啕大哭。打丈夫去世后，我多少年没有哭过了，此刻才体会到了一个无助女人动情时的哭，会是那么可怜。
　　
　　第二天上午，女儿做了脑脊液检查，显示正常。接着又做了x线胸片检查，确诊得的是一般性肺炎。医生说不要紧，住院两三天就可以出院。当我把这个结果告诉女儿时，她一下子就搂紧了我的脖子，搂得很紧。她还从来没有对我这样过，我们都哭了。回去后，我偷偷去打开了女儿的床头柜，那里果然有一个小布包，里面是13元钱，全是角票。捧着那只小布包，眼泪再一次从我的眼角滑落。
　　
　　事情已经过去三年多了，现在，女儿已经远离了我，成了一名军医大学的学生。高考时，她的分数过了北大清华的录取线，但她的第一志愿却是这所军医大学。用她的话说是不用交钱还管吃管穿，能免去我的负担。这是她真实的第一志愿。
　　
　　这些年来，我始终保存着女儿那只布袋，那是她曾经郑重留给我的“遗产”，13元，我只想永久地将它珍藏。这只布袋，记录的是我们母女间那段相依为命、刻骨铭心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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