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深秋,正是全国“红卫兵”大串联的高峰。我所在的书店地处上海南京路、西藏路繁华地带,是外地客必逛的宝地。不开架的书店挤得里三层外三层,营业员应接不暇。  
　　有一天,营业员小范拽着一个身穿军大衣的大男孩的袖子,半推半搡走进我的办公室,气呼呼地说:“这人偷书!交给你处理。”说完,把一本高尔基的《我的大学》摔在桌上,狠狠地瞧那人一眼,接着忙他的事去了。  
　　我看那孩子最多十四五岁,黝黑的脸庞,蓬乱的头发,惊恐的眼神,鼻尖上沁着汗珠,裹在拖地的军大衣里的身子在颤抖。低着头,弯着腰,不敢看我一眼。  
　　我拖了一把椅子对他说:“坐下吧。”他不敢。我再温和些说:“坐吧。”他把前胸的棉衣襟裹紧,坐在椅子边上,显得更瘦小。为了打破僵局,我扯开话题问他:“来上海几天了?是来串联的?”  
　　“嗯。来上海三天了。”  
　　“北京去过了吗?到过哪些城市了?”  
　　“先去了南京,再从南京到北京,然后直接来上海。”  
　　“去了哪些学校?有收获吗?住在哪呢?”  
　　“各校基本都去了,有点收获;都住在学校,以中小学为主。”  
　　“家乡在什么地方?读书吗?”  
　　“我家在安徽金寨县农村。我在县中读初三,村里只有我一个人考上县中。我在县中总拿第一名!我喜欢读书,我不怕苦;我特别喜欢看书……可惜我们县穷,图书馆书很少。”  
　　谈到读书,他有了自信,不再拘谨;抬头看着我,很懂礼貌。我端详这孩子:农家子弟一般都黝黑,但他身上有一股阳刚之气,显出聪慧的内涵。我心里一直在寻思:如何与他展开“灰色”话题——“偷”书——这个字眼不能随便用,它会影响一个人一生的声誉,也会在他心灵里埋下阴影。尤其在那混乱时期,为这一个  “偷”字或许就会被打入地狱。  
　　我仍面带微笑地和他聊着:“你喜欢看哪方面的书?初中毕业还打算升高中吗?”  
　　他一口气往下说:“阿姨,我不但喜欢读书,而且很刻苦;我一定要升高中,还要读大学。现在我父母、两个姐姐,四个人在种地,供我一个人读书。可是……现在学校全停课了,我要乘此机会多读点书,为今后考大学打基础。”  
　　我有点吃惊。这个穷乡僻壤里的大男孩,竟有如此强烈的愿望,这令我刮目相看。我拿起那本《我的大学》,顺便问他:“你喜欢这本书是吗?想读懂它,向高尔基学习,对吗?”  
　　“我……我……”  
　　“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你要向高尔基学习。”  
　　我匆匆走到营业大厅后台,买下《我的大学》和《母亲》,回到办公室,找一张牛皮纸,把书包好,交到他手中;又拉着他到边门,准备送他走出书店。  
　　他突然号啕大哭,涕泪满面,手足无措。我从口袋里摸出一方手帕,边帮他擦泪,边劝他快走。免得有人进来,节外生枝。  
　　几个月后,收到他从家乡金寨县寄来的一封信,内附一张半身照。照片上的少年,与我当初见到的,判若两人。他五官端正,略显腼腆,正朝我微笑。我也微笑着放下了心中的沉积。  
　　来信的大意是:首先允许我做他的母亲,如不认他做儿子,也应该是他的“教母”。是我给了他尊严,教会他做人。他实在因为太贫穷,又太想读些名著,口袋空空,才做出傻事。是我给了他第二次精神生命,坚定了他的意志。并告诉我,他的姓名是“于宇”。  
　　我回过一封信鼓励他,后来他又来过一封信。再后来我自己被卷入“文革”旋涡,遭受迫害,下放干校劳动,无心与他沟通。以后我又调往出版社工作,从此也就不再有那孩子的音信了。  
　　如今已过去将近半个世纪,我已进入耄耋之年,却常常牵挂这个孩子。虽然他现在也该60多了,我的思维仍定格在第一眼见到他的形象。不知为什么,我会常在“作家”、“报刊作品作者”的名单中找“于宇”这个人。然而找不到。我祈祷他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能一生过得顺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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