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学任教的那一年时间里，我似乎没有特别地训斥过学生，因为那些小家伙对我似乎有一种若即若离的依恋感。我在他们心目中很神圣，而他们在我眼里也很乖巧。而到了丁中之后，我无形中产生了一种心理压力，生怕管不住这些个头似乎一下就高了很多的“大”学生。说到底，是怕自己在学生面前树立不起自己的威信，没有威信就意味着出不了教学成绩。这在乡下一些教师的经历中都是有教训值得总结的。曾经有一位姓彭的老师，无论怎么也管不住学生，无论他自己怎么努力，最终的教学成绩仍是一塌糊涂。
        所以我从进入到丁中的那一刻起，就提醒自己一定要树立起教师的威信，千万别把自己的教学生涯搞“砸”了。我可是对校长立了“军令状”的，万一出不了成绩，学校是可以根据我的承诺把我送回蔡家坝小学的。
        丁中有不少教师在学生心目中的威信极高，比如曾祥兴，比如李安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别，在学生面前非常严肃。最佩服的是曾祥兴老师，他很少批评学生，可他走到教室往讲台上那么一站，学生马上就肃然起敬了，原先哄闹的教室一下就变得鸦雀无声了。而李安鳞则是用一种高压的手段把学生们训得服服帖帖的，我经常看见安鳞在教室外狠狠地训斥学生，而学生则耷拉着脑袋，大气都不敢出一声。
        其实我这人本来就严肃多余活泼，为了树立起像曾老师、安鳞他们一样的威信，我于是更加收敛笑容，扳起面孔，遇学生稍有不羁，便像安鳞一样对其严加训斥。这样的行为似乎还很有效果，学生们开始惧怕我，就像老鼠怕猫似的。连别的科任教师都感到头疼的那个被称为“大脑壳”的调皮鬼，对我也不敢当面有所造次。
        后来我发现有些不对劲了，别的老师身边总有学生围着说说笑笑，即便是安鳞那么威严的老师，也不乏学生缠着他说东道西的，而我这里却很少有学生主动找我搭讪。我的宿舍里也是冷冷清清的，少有学生来访。科代表来送班上学生的练习本，也是丢下一摞本子就急匆匆地跑掉了，那架势就像逃离一个牢笼似的。特别让我不解的是，元旦节到来时，别的老师收到学生的贺年画有一大摞，而我却一张也没有！
        我感到有些失落，觉得自己很失败。这样的事情也不好意思向其他老师诉说，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我开始反省自己，翻了些教育学心理学的书本，从中似乎也得到一些启发，认识到自己的教育方法的确是太过偏颇了。于是我在课堂上经常有意识地开开笑脸，可学生并不领这份情，他们依然有些畏惧我。我想，就从大家都认为调皮的“大脑壳”入手，建立感情，打开突破口。我把他喊到办公室来谈话，本来联络联络感情，他却以为犯了什么错误要接受惩罚，站在那里不知所措。询问他什么，他都只是“嗯啊嗯啊”地应答，而且神情很紧张。这样的结果，倒把我自己弄得有些尴尬，只好将他打发回教室了。那段时间我的心情总是感觉郁闷，而且真的也不好对别人说，哪怕是要好的同事。
        转机是在秋季运动会上，为了班集体的荣誉，我跟学生们一起呐喊、鼓劲，与他们一下子就贴近了许多。4×100米接力赛进行得紧张激烈，可就在转弯时，我们班跑最后一棒的“大脑壳”却摔到了！我急忙奔过去，准备扶他起来。可只见他像青蛙起跳似的，一下就从地上弹了起来，咬着牙一瘸一拐地冲过了终点，最后又因过于劳累再次扑倒在地上。我和学生们一起，急忙搀扶着“大脑壳”往校医那里跑，要了红药水给他涂伤口。我还回到宿舍为他泡了一杯糖开水。我摸着他那大脑袋，动情地表扬了他。那一刻，我看见他的眼眶里有盈盈泪光。
        这以后，学生们竟然与我亲近了许多。不知不觉间，我过去那些扳着面孔的“威严”也不见了。其实，那些故作深沉的“威严”面孔本来就是刻意表现出来的。后来的事实也说明，教好学生，教出好成绩，并不仅仅靠一张“威严”的面孔就能吓唬出来的。我终于体会到：所谓威信，并不是要让学生畏惧你，而是要让学生信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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