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也是需要土壤的。“80后”的时代，这种土壤已经消失了

本刊记者   陈彦炜   发自上海、南京

实习记者   刘星

我们都有了个不曾遥想的以后

一切从那本英语书开始的

那书中的男孩Li Lei

身边的女孩

名叫Han Meimei

……

书中他们的喜与悲

书外身后的是与非

……

有点遗憾

Li Lei和Han Meimei

谁也未能牵着谁的手

一样的是我们都有了个

当初不曾遥想的以后

还好Polly它还活着

就像我们当年的小美好

他永远都不会老

在心底不会飞走

——徐誉滕《李雷与韩梅梅之歌》

李雷与韩梅梅，是生于1980到1988年间的一代再熟悉不过的人物。他们源自人教社1993年新版初中英语教材，一个顶着小平头，一个留着齐耳短发，伴着插图画和英式口语灌制的磁带走进“80后”的青春期，在中考完结之后瞬即销匿。

谁也不曾料想，十几年后，他们又重回“80后”的视线，并被创作成歌曲，在网络上疯狂流传。感伤的旋律，隐喻的填词，残酷的现实与无奈的结局，勾起了一代人的集体怀旧。

当“60后”、“70后”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还在诟病“80后”幼稚、娇惯、叛逆的时候，当“80后”自身仍未放弃对时尚与新潮不懈追随的时候，“怀旧”过早地被降临，“回归”过早地被渴望。“80后”如此界定自己的怀旧行为：它就是那个已然失落的精神乌托邦。

武汉大学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住房、婚恋、竞争压力、人际关系、父母赡养、个人亚健康状况、保险保障等，构成了“80后”青年普遍面临的现实枷锁。对于来自中小城市工薪家庭及农村家庭的人而言，上述压力尤为明显。

残酷的生态直接对应危险的表征。《中国青年报》针对“青年”问题的样本分析表明：14%的受访者出现抑郁症状，17%出现焦虑症状，12%存在敌对情绪。2005年，北京联合大学的程小龙向北京联大、对外经贸、北京中医大和北京化工大的“80后”学生发放了200份调查问卷，结果显示，近1/3被访者承认“产生过自杀念头”。在大城市的“80后”白领，因压力考虑过自杀的，北京占到12%，上海23%，深圳10%，广州8%。《中国日报》认为，自杀已成为这一人群死亡的首要原因，而上海的一份医学研究报告则称，“处于亚健康状态的‘80后’白领占到总人数的70%。”

1980至1989年出生的一代人，是坐过父辈“28式”单车上学的最后一代；是将喝可口可乐、吃麦当劳当作童年奢侈的最后一代；是狂吃干脆面，集齐“小浣熊”贴画儿的最后一代；是看着“葫芦娃”、“圣斗士”、“七龙珠”直至“灌篮高手”长大的最后一代；是迷恋随身听和成摞的港台歌曲磁带，墙上贴满“四大天王”、“小虎队”海报的最后一代；是拉过蛔虫，背过“五讲四美”，白天学赖宁、晚上偷打“魂斗罗”和“超级玛丽”的最后一代。

从历史的维度看，1980年代甚嚣尘上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80后”们仅仅赶上了一点末梢，如同浮光掠影；1990年代兴起的重商主义大潮，他们成为当仁不让的被动受洗群体；而2000年代产生的撕扯碰撞、颠覆疯狂、时艰劫难，他们则是必然的承受者、担当者，抑或逃避者、牺牲者。

告别浪漫

我那时动机很简单，就是想让那些所谓从事教育的大人看看，我们到底是怎么一个状态。但后来发现其实他们根本不会倾听我们的真实想法。他们基本上是与孩子的生活脱节的。

……

我很难概括自己的个性。我对那些模式化的人格尤为反感，我只是按我喜欢的做而已。我不愿随大流，我是写不出那种“啊，我们光荣的大桥”一类的东西的。

——韩寒于2000年

有人会指责我，你这么牛逼，为什么不去写一些实质性内容？那些人所谓实质性内容就是很多社会黑幕吗？但我觉得他很笨，因为连他都知道不能碰，我还会傻到去碰吗？……有一些东西不能写，你就不要去写它，因为你写它没有意义，你改变不了任何东西。

……

我想要一个和谐的人生。

——韩寒于2010年

“80后”这一名词首先诞生在文学圈。1982年生的恭小兵，初中文化，16岁进监狱，20岁开始接触互联网，22岁在台湾出版繁体单行本小说《我曾深深爱过谁》。就是他将出生在1980年代的青年写作者定义为“80后”文人。当然，他始料不及的是，“80后”迅速演化成一个社会人口学概念，被广泛采用。

民间、媒体和学术界，一度给“80后”狭义地贴上“家境殷实”、“独生子女”、“自私叛逆”、“娇生惯养”等标签。事实上，根据南京大学的一项统计，“80后”一代城市独生子女不足1/3，农村不到10%，综合起来，全国近2亿“80后”，独生子女不到20%。而1980年至1985年出生的“80后”，直到上高中以前，绝大多数人的家境尚不富裕，农村更有相当的贫困现象；1985后出生的，则贫富差距开始拉大，发达地区涌现出一批“富二代”。因此，“80后”普遍对舆论臆想的“标签”表现出不屑，因为“那根本是不负责任的无稽之谈”。他们自身又总结、细分出“85前”和“85后”两代人，前者承袭1970年代，属过渡族群；后者紧接1990年代，较多地体现了媒介认为的众多“特征”。

由于长期不能掌控话语权，加之成长年代的变幻万端，“80后”长期遭受怀疑、指责甚至批判。他们被称作是“垮掉的一代”、“自私的一代”、“最没有责任心的一代”。对此，华东师范大学的陈映芳教授慨叹道：年轻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被政治社会化的担当者普遍视为问题，受到非难。

一个转机出现在一场作文比赛。1999年，一场名为“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活动从上海蔓延至全国，吸引了大批“80后”学生参与。这项完全冲破传统教育藩篱、无异于离经叛道的活动，第一次让“80后”找到发表言论、构建话语体系的契机，也让前辈们开始真正见识到，他们心中“啥也不是”的新青年，究竟有着怎样的思索。

韩寒、郭敬明等“80后，正是从“新概念”走出来。他们的伯乐、“新概念”创始人、《萌芽》杂志主编赵长天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总结：韩寒之所以能有所成就，被相当一部分同龄人视作“领袖”，根结还是在于这代人自身存在矛盾与纠结。赵长天说，自己曾在一个电视节目的录制现场问“80后”的代表：“你们这么喜欢韩寒，是希望自己成为韩寒吗？”彼时，韩寒的言论被主流视作异类，而其“退学”行为亦被中学老师和家长所唾弃。孩子们这样回答：“我们赞成韩寒，但不敢模仿，也不愿模仿。”赵长天一直觉得，“80后”并没有那么叛逆，否则，韩寒就不会如此扎眼。在现实面前，他们更容易妥协，妥协于升学，妥协于就业，妥协于房价，甚至妥协于社会。即便是韩寒，今天的他也知道必须要掌握好“尺度”，不越雷池。

不止一次地赞美过他们的赵长天，着实喜欢这群孩子。10年来，借文学这面镜子，他走近过无数“80后”的内心，并持续关注他们的成长。他甚至拿“80后”与自己这群“50后”比较：“谁没有叛逆过？谁没有狂热过？当年，我们说不考大学就不考了，不要上海户口，坐上去新疆的火车，我们想着要去建设边疆了！这对父母来说，是多大的叛逆和狂热。”

赵长天觉得，“80后”是有带着时代烙印的种种个性，“这再正常不过”，但更多的，他们还是具有“青年”的一些共性。这一代人体现出的理性与稳健，甚至超过了他们的父辈、祖辈。“50后是红卫兵的主力，60后普遍经历过上山下乡，70后大玩地下摇滚、行为艺术，后来是出国热、下海潮；80后轰轰烈烈的竟然那样稀少！”

从近现代史的发展轨迹来看，经历最具爆炸性变革的青年一代，“只有五四时期和当下”。前者是出来个“德先生”、“赛先生”，后者则透过互联网，到达了全世界。“正因为身处变革漩涡，才会有更大的压力，才会更加趋向现实，屈服现实，无法浪漫。”

这位与文学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作家，最后发出一声叹息：浪漫也是需要土壤的。“80后”的时代，这种土壤已经消失了。

在变老之前远去

夫80后者，初从文，未及义务教育之免费，不逮高等学校之分配，适值扩招，过五关，斩六将，硕博相继，数年乃成，负债十万。觅生计，十年无休，披星戴月，秉烛达旦，蓄十万。楼市暴涨，不足购房，遂投股市，翌年缩至万余，抑郁成疾。入院一周，倾其所有，病无果，因欠费被逐院门。医保曰，不符大病之条例，拒赔。友怜之，赊三鹿一包，冲而饮，卒。

——网上流传的“80后通史”

生于1984年的范继辉终于下定决心，等到今年的年终奖发完，就逃离北京。2007年毕业后，他像大多数年轻人一样，向往高楼林立、资源聚集的大都会。他来到北京，成为一名“北漂”，先后在两大著名网站做编辑，月收入8000元左右，高过大多数同龄人。闲暇时光，会去看场话剧，逛逛独立书店，或者到各色展馆和创意市集遛弯儿。

直到有一天，他发现自己已经过了25岁，买房、结婚、生子，正步步逼近，而北京的房价，已经迈入“三万元时代”，即便是租金，也位列“亚洲城市前三”。这是他无法承受的事实。他感到恐惧。在他眼里，“每月工资若能负担一平米房价”，这种恐惧才有可能销匿。至于婚恋，他悲观而又客观地感觉：“现在的女孩太现实，没房没车，根本不愿意同你在一起。”

“房价太高，生活成本太高，上升无望，发展遭遇瓶颈”是范继辉最终选择“逃离”的直接动机。他找好了位于老家河北邢台的一份事业单位工作，月收入1000多块。让他动心的一点在于，凭借其公务员父母的收入，加上自己的积蓄，能立即在当地购房。更重要的是，“回家之后不再孤独，亲情会让我更有幸福感。”不像在北京出租屋的晚上，每个漫漫长夜，都只能与网络、书本“单向度作伴”。

不过，直到现在，他仍然相当纠结。家乡离北京不过4个小时车程，却完全是两个世界：物质、精神的贫瘠，资源的稀缺，观念的滞后，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县城生态，与北京无法比拟。“那天，我舅舅开车到北京，拖走了我两年来淘到的书刊。书走了，看着空荡荡的房子，心里很黯然。”他留恋北京的文化气息和精神世界，也不排除“如果实在忍受不了，还会再回来。”

范继辉绝不是孤例。伴随着“蜗居”、“蚁族”等新名词的出现，“逃离北上广”的概念又横亘在“80后”面前。搜狐网2009年底的调查结果显示，6万受访者中，有82%支持从北京、上海、广州撤退。而激动网的抽样调查显示，1013个样本中，1/4的人已如范继辉一样，开始萌发“逃离北上广”的念头，或者已经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其中，北京占37%，上海16.3%，广州24.9%。压力方面，近9成的上海受访者感到“压力巨大”，北京37%，广州51.2%。不过，“早已习惯这座城市”的人数，也逼近了50%，相信“北上广”存在更多发展机会的，占到60.9%。逃离，只是无奈之举。

就在两个月前，范继辉看过一部叫《在变老之前远去》的话剧，主人公马骅是个白领，选择在30岁那年离开北京。他说，自己很喜欢这部话剧的名字，“这7个字充满着一种别样的理想主义美感，而且也为沉沦在理想中的人找到某种方向。”

他有些文艺，但如今不得不融入现实。“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并不是我们小时候或者是在有着蓬勃的心态的时候所向往的那样，那时我们对生活很笃定，以为凭借实力，可以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有些人妥协了，于是过上平淡而幸福的生活；有些人还没妥协，在各个角落挣扎。”

与范的观点不同，半年前刚刚离开广州、回到梅州老家的“80后”江佳伟则将此归结为这一代人对物质的不可抗拒。他思考了整整一个下午。最终得出如下结论：“80后”被裹挟到物质大潮后，回到了本能的生活状态。他们不会触碰敏感，只会让自己沉浸在一个物欲所带来的虚幻的幸福感中。如果物质快感得不到满足，只能退回中小城市，来维系和继续这种满足和所谓幸福。“他们对思想乏力，所以渐渐失去了思想的能力；他们对自身乏力，所以渐渐失去了驾驭现实的能力。”

逃离“北上广”，范继辉们认为是“80后”一代人的中国梦已然破灭；江佳伟们则认为，那是“80后”一代人的中国梦才真正开始。

三十难立

到了我就业的时候，我想我会去深圳，最好是去外企，那里将是年轻人的乐土，没有等级，不会论资排辈，那是值得安放青春的地方。我承认，我轻蔑诸如机关干部这样的工作，毫无激情，旱涝保收，清闲安逸，不思进取。

——赵雷 2005年接受校报采访

千军万马，真正是天下第一考。我不灰心，不放弃，也许再过几十天，我就会成为人人艳羡的公务员。从此，我的生活将没有了恐惧，没有了漂泊，更不会动荡。我也该到成家的时候了。

——赵雷   2009年个人微博

赵雷的故事有些折腾。2006年从武汉大学毕业后，他来到仰慕已久的特区深圳，在一家著名IT企业工作，月薪7000元。两年后，他却参加了公务员考试，并经历了一次惨败。2009年，他再度报考。而其向往的家乡国税局某科室的职位，有1000多人与之竞争，难度可想而知。即便如此，他仍积极备考并充满期待，把周末时光都献给了形形色色的“公务员考试强化班”，如同当年考研考托一般，披星戴月。

对比他在2005年和2009年说过的两段话，无异于天翻地覆。仅仅3年时间，这个生于1982年的湖北人彻底扭转了人生观和价值观。问及报考公务员、向往“体制内”工作的缘由，他的回答直白而真实：“我觉得自己一无大志，二无贪念，说难听点就是很容易满足，对生活缺少追求。”他对“体制内”与“体制外”的理解是：所有的“体制外”其实都在“体制内”；所有的“体制外”又都存在风险，催生人的恐惧，而“体制内”则恰好相反。

赵并不是从“体制外”回归“体制内”的孤例。根据官方统计，公务员考试近年来持续升温，2009年，报考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的人数达146万余人，比2008年又增加了40余万，平均报考比例达93：1。而热门职位的报考比例更是令人咋舌，科技部国际司达4224：1，厦门海关达3443：1，中国科协为3377：1。在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的10天时间里，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官方网站的报名系统极其拥堵，几次出现崩溃，根本无法登录。

而地方省区市直至最基层的公务员岗位，竞争难度也丝毫不逊于中央国家机关。2009年，报考安徽省公务员人数达11万，甘肃省10万，江苏省近19万，大部分职位的招录比例都在几百比一。

刚刚从意大利伯克尼大学学成归国的金融学硕士陈凯文现在也把外管局、银监会等作为自己的就业选择。而他当年出国的理由，是为了能够更容易地进入投资银行、私募、券商等资本运作机构工作。1986年生于贵州铜仁的他觉得，“80后”一代是中国人到达富裕的初级阶段，又是上承“1970”，下接“1990”的过渡阶段，还是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变革阶段，“没有经历过真正的苦难，没有经历过真正的较量，所以总害怕失去现有的，害怕不再平静。”

于是，针对“80后”一代热衷“体制内”的安逸、缺乏冒险精神的行为，不少生于“80”前的知道分子开始按捺不住了：本以为青年是有希望的，常为新的，未料他们的“奋斗”，也只不过要在被市场喂养长成后，再来分一皿庙堂里的胙肉。

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对如今“80后”回归体制内的行为颇有些兴趣。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他说，“当年我们创业的时候，还是被档案、级别、户口折腾得够呛的年代，脱离了体制你就感到无比轻松和快乐。根本原因还是那个时候在‘体制内’的人多，到‘体制外’的人少。”冯仑说，这像极了“围城”，到了“体制外”多的当下，年轻人反倒对“体制内”趋之若鹜了。“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

冯仑是1977级的大学生，全班48人，如今身在“体制外”的仅8人；赵雷是2002级的大学生，全班50人，“体制内”就业仅2人。

“市场经济环境下，自由就是枷锁，选择就是恐惧。大家开始害怕自由，因为不愿承担责任、承担压力。‘体制内’理所当然地成为了‘80后’所假想的安全岛。”冯仑有些同情“80后”，他深感这代人的不易：“我们当年可以推卸责任，把所有的困难推向了单位。现在的年轻人，只能将处境的喜忧归结为能力或者运气，别无他法。”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风笑天倒不认为这是件值得讨论的事儿。他觉得，不要去担心什么，不要去批判什么，甚至都不需要去关注什么。“每一代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总会遇到问题。‘80后’垮不了的，他们走个弯路也好，摔个跤也好，选择这个选择那个也好，让他们去。这就是时代，这就是社会啊。”

“80后”集体进入社会的这10年，是壅塞着许多大事的10年，它们径直抑或曲折地波及到局部的每一个个体。谋生的艰难，独处的抑郁，前途的叵测茫远，生态的残酷狰狞，氤氲散开。

江佳伟说，他还没有相信，就已经开始怀疑。范继辉说，梦想也许不至于破碎，但终归是要改变。陈凯文说，我们怕落差，怕边缘，怕失去，怕卑微；我们的爱如此盲目、缺乏、虚伪、不深刻、被煽动。这一切将归结于我们所处的过去和现在。赵雷说，这是最好的时代，因为机会太多，扇扇大门都在敞开；这是最坏的时代，因为并没有几扇门你能够坦然地走进去，看它的风景。

2010年，是“80后”开始迈入30岁的元年。也许，“三十而立”的古话，将会被“三十难立”取代，并与时俱进。

（感谢武汉大学刘娜教授、周孝正教授，《萌芽》杂志唐一斌，复旦大学覃成，江苏广播电视总台陈阳，以及南京先锋书店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