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新中国将庆祝六十岁华诞了。然而，至今却未培养出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我国有十三亿人口，到2010年,中国大学生人数预计将达到3000万，网民人数世界第一，外汇储备世界第一，08年奥运会金牌数也首次达到世界第一。然而，极不相称的是：竟没有培养出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美国从1979年到1999年的20年间，美国共培育了43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产生了197位知识型亿万富翁。近几年来，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更多。仅2003年产生的11名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就占了半数左右。欧洲一些小国，国土不及我国一个省大，人口不及我国大学生多，也有了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日本仅在二战后就有９位自然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
        至今我们没有培养出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没有产生一位知识型的亿万富翁，这显然是我们教育的失败。不少人列出多个原因：教育观念落后；应试教育不利于创造能力的培养；科普教育落后；教材问题；官僚主义等等。这些原因都对，我不再多讲。我认为更应该从教育方针、宣传方针以及偏激思潮对教育影响方面来反思。
        至今获诺贝尔奖的华人共有9人，他们是：
        李政道：1926年生于上海，美籍华人，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年31岁；
        杨振宁：1922年生于安徽，美籍华人，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年35岁；
        丁肇中：1936年生于美国，中学时代在台湾，1976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年40岁；
        李远哲：1936年生于台湾，中国台湾，1986年获诺贝尔获化学奖，时年50岁；
        朱棣文：1948年生于美国，美籍华人，1997年获诺贝尔获物理学奖，时年49岁；
        崔  琦：1939年生于河南，美籍华人，1998年获诺贝尔获物理学奖，时年59岁；
        达  赖：1935年生于青海，中国国籍，1989年获诺贝尔和平奖，时年54岁；
        高行健：1940年生于江西，获奖的同年加入法国籍，200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时年60岁；
        钱永健：1952年生于美国，美籍华人，2008年度获诺贝尔化学奖，时年56岁。
        以上9人，只有两人是中国国籍，但达赖获诺贝尔和平奖，有国际政治因素，颇有争议，国人多不认可；李远哲有中国国籍，但他的学习和工作都和新中国没什么关系。以上几人没有一个中小学在新中国上的。除朱棣文、钱永健是在美国上中小学外，其余都是在国民党执政的中国上中小学的。他们获奖时最小是31岁，最大是60岁。
        为什么贫穷、落后而且处在战乱时期的旧中国，其中小学尚可培养出几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而和平时期，学生人数数倍于过去的新中国，却未能培养出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也许有人百思不解，不过只要对比新旧中国教育方法，就会发现这不是偶然的。
        新、旧中国对学校管理很大不同，我在解放前已上完小学四年级，当时我村的小学在祠堂中，祠堂中间墙上挂孙中山像和民国的国旗、党旗，两侧墙上挂岳飞、文天祥、戚继光、郑成功、史可法、林则徐等民族英雄大幅画像，另贴一张二十四孝图。民国出的我国地图，其中标注许多“国耻失地”。其中有海参崴、库页岛、琉球群岛等。当时的国语〔语文〕书内容主要是孔融让梨、曹冲称象、司马光砸缸等。由于我受我哥哥姐姐影响，解放前已会唱多首解放区的歌，解放后回过头来想批判国语书中有问题文章，结果只找到两篇。一篇是；“美国小学生，省下糖果钱，糖果钱买飞机，飞机飞满天”。我认为这是崇洋媚外；另一篇写蒋介石当店伙计时，遇到火灾，其他人都忙着搬出箱子、柜子；蒋介石首先抱出帐本。当时我认为：这说明蒋介石从小就有剥削思想，因为他怕帐本烧了，别人欠债就收不回来了。现在我认为：我当时思想过左，帐本还是比箱柜重要。
        总之，国民党对学校没有过多干涉，给学校相对独立空间；通过挂民族英雄像和地图中标注“国耻失地”对培养爱国思想有利。
        新中国，党对学校和知识分子控制比过去严得多。这好理解，因为我党早期领导人都是知识分子，夺权中，学生和工人运动起了重要作用，所以自然会严防“秀才造反”。新中国很长时间都把知识分子作为改造对象，八十年代群众中曾流传：五十年代干部整知识分子，六十年代工人整知识分子，八十年代知识分子整知识分子。这样对知识分子态度必定会造成负面影响的。历史上赵匡胤在陈桥兵变中“黄袍加身”当上皇帝后，特别怕别人仿效来夺他的权，所以搞“杯酒释兵权”等控制军队办法，结果造成宋朝军队战斗力低，难以抵挡外来入侵。给人民带来灾难，连他的后代也不得安宁。历史经验说明：采取一个措施，也应该考虑其负面影响。
        我国五十年代初，班级都以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等战斗英雄命名，也有以卓娅、舒拉等苏联英雄命名。希望学生有为共产主义牺牲精神，这样教育与其说是爱国教育，倒不如说是爱共产主义教育。新中国文革前，只有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起了很好作用。可惜时间很短就变了。文革前教育方针总的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文革时期更是提倡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强调通过体力劳动改造思想，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教育为政治服务”我认为是不对的，当年德、日、意等国的法西斯教育也是为政治服务，结果给世界带来灾难。“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以及“新闻、旧闻、不闻”宣传方针，断送了许多人想成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梦。当时家庭出身不好的，不管学习多好，都难上好大学，甚至上不了大学。我在56年考入高中，自己成立三人的爱因斯坦小组，当时学校支持我们研究，我们可以独自进实验室，57年我们从石英中提练硅成功，当时福建日报就登了这事。正当我们准备搞新研究时，形势突变，只能去参加反右、大练钢铁等运动了。虽然我学习很好，但由于我祖父是地主，未能考进理想大学。当时高考成绩是保密的，只是我成绩太高了，被人透露出来，连有的老师都说这样高分应该进清华。实际上我还算幸运的，因我还是军属。成份论又阻碍一些人才的成长。“新闻、旧闻、不闻”宣传方针，使美国登月这样重大科技行动，全世界除我国和朝鲜等极个别国家外，都实况转播。如此能激发国人科技兴趣和迎头赶上激情的好机会，我们却放过了。更可怕的是：这种宣传方针后来因压制或拖延发布唐山地震预报、非典疫情、有毒食品情况等，给人民造成极大危害。
        改革开放后教育方针有一定进步，95年《教育法》中教育方针是：“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2002年十六大报告提出：“教育是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的基础，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先导性全局性作用，必须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时的教育方针趋向科学。刚打倒四人帮后，也迎来几年科技和教育发展的春天。然而，不久又出现新的问题，“向钱看”思想泛滥成灾，腐败行为与日俱增，经济腐败、生活腐败、学术腐败接踵而来。特别腐败分子从“稳定压倒一切”的提法中得出错误信号，认为只要不挑战政权，都好说。这样腐败越发难以收拾，人们道德水平每况愈下。这样踏踏实实搞学问的人少了，搞假学历、剽窃的人与日俱增。而且有些领导还带头搞假学历、剽窃。我在单位就遭领导的剽窃。后来我看到一位年青青领导联合其他领导进行剽窃，我感到这样发展下去，将会危及党和国家的安全。于是我找上级领导反映，上级领导虽认可我反映情况，但说没那么大危害，后来剽窃者反而升官了。这样环境下显然很难产生诺贝尔奖获得者；却容易出像陈良宇、郑筱萸这样狼心狗肺的贪官！
        中国要想园诺贝尔奖强国的梦，首先得彻底解决腐败问题，从而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这样我国教育才可能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迅速缩小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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