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逼着我们去做事是惩罚。  

　　我每天都做很多事。我每天懒得做的事更多。我不回电子邮件，不钻研要写的文章，除非是燃眉之急。

　　我懒得打电话给银行，把儿子以前订的、而现在已经停用的某网络游戏自动缴费取消。我也懒得去找个建筑工人，翻修花园的围墙。我懒得打开账单。

　　事实上，我连邮件也懒得打开了。（过去，我拆阅朋友写来的信件，但是现在朋友们都不写信了，我就听任那些公函在厅里堆成山。）我也懒得打电话，最主要的是，我懒得去报税退税。

　　最为奇怪的是，我所回避的很多事情其实很容易做。我最终动手的时候，才发现它们是多么容易。但是这种病态的偷懒行为还是一如既往，仿佛我的大脑在发出一个强烈而且持续的信号，告诉我这些事情能拖则拖。

　　上周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接触到一宗诉讼，这诉讼让我对这种偷懒的行为有了一些认识。此诉讼中有一位律师，名叫理查德·戴顿。此人的毛病比我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只是把报税的事情拖延几个月，他则是一拖就是8年：1994年到2002年间，他一次税都没有报过。

　　这位被告争辩说，他患有一种名为“回避人格障碍”（ａｖｏｉｄａｎｔ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ｄｉｓｏｒｄｅｒ）的毛病，鉴于这是疾病，他控制不了，因此，他无罪。

　　这种思路太激动人心了。也就是说，下次停车吃罚单，我就跟板着脸的交通管理员说，我有回避人格障碍症，自己无法控制，所以不能去给我的居民停车证办延期。下次我没有付电费，电力公司就不能停我的电，而应对我表示同情。至于工作完不成，我只要在人事资料里放份说明，说我患有上述疾病即可。

　　不幸的是，2004年第一次审讯此案的法官非常令人扫兴。此法官姓佩申斯（Ｐａｔｉｅｎｃｅ），本意为耐心，可是他对被告的说辞毫无耐心，也不愿意让专家证人作任何证供。他指控被告犯有欺骗罪，判戴顿先生9个月监禁。

　　刑满获释后，戴顿先生回到上诉法院，试图推翻原判。这一次，法官对他的回避人格障碍症一说嗤之以鼻，并引用周末版《金融时报》的医生作者玛格丽特·麦卡特尼的话来反击他。麦卡特尼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谴责把正常行为病态化的倾向。这位法官还说，即便戴顿先生真是患有此病，也难脱干系，仍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谢天谢地，这完全正确。偷懒是一种正常行为。事实上，在这宗诉讼中，我们怀疑表现出回避人格障碍症状的还不止戴顿先生一人。税务局里肯定也有人患有所谓的回避人格障碍症，否则不会等了8年才发现他一直没有纳税。

　　真正的怪人是做什么都不偷懒的人。我知道有个人一直是所有事情一起抓，我对他的精神健康比对我自己还要担忧。

　　偷懒是确定优先事项的一种自然方法，这些习惯相当根深蒂固。到头来，是什么逼着我们去做事是惩罚。断电这种惩罚迫使我们去交电费。停车罚单迫使我们去换新的停车证。

　　我们对这些惩罚的回应方式和容忍的底线也不一样。我过去的一个邻居吃罚单连吃一个月（总罚款额远超过1000英镑），才到市政厅去换新停车证。我们之间的差别是她比我有钱，所以我们的容忍程度不一样。

　　在结束回避人格障碍的话题之前，我在Ｇｏｏｇｌｅ上查找了一下，看有没有医学网站提到此症。我吃惊的是，我发觉它和不交税毫无关系。它是指那些回避各种棘手社交场景的人。真患这种病的人对批评、冲突和羞辱极端敏感。他们为了避免尴尬，不愿意去承担任何风险。

　　我深信，戴顿先生没有这些毛病。如果他有，选择做律师可真是入错了行，因为冲突就是律师这一行的家常便饭，羞辱也常常近在咫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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