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的脂肪臃肿着我们的躯体，精神的脂肪锈蚀着我们的灵魂。夜未深，人已静，村支书在高音喇叭一吆喝，成年人都急匆匆听阶级斗争新动向去了。虽然这消息在偏僻小村已是公开的秘密，但一勾弯月依然悬挂着天大的惊叹：永远健康的林彪永远失去了健康。
　　
　　露珠闪着寒意，枣树枝上的蛐蛐凄切嘶哑。大头满脸不解地对我和二方说：“林彪这小子也真是，有馒头沾酱吃着还往外国跑啥？”
　　
　　我和二方都一脸茫然。馒头沾酱是我们三人那时最高的生活理想。我们认为像林彪这样的大人物肯定是天天吃馒头沾酱。
　　
　　那时我们还不知道主食与副食理论上的关系，更不知道物质的恩格尔和恩格尔系数。只知道恩格斯和马克思，这两个大胡子外国人占据着我们精神的制高点，使我们从小就立志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
　　
　　知道恩格尔是近几年的事。他提出：用于主食的开支所占日常支出的比例越大，说明生活水平越低；用于副食的开支所占日常开支比例越大，说明生活水平越高。此理论称为恩格尔系数。
　　
　　人的智力是环境的产物。少年时的我似乎对吃有一种本能的渴望和天赋。那时，红色是我精神的主色调，也是我物质的主色调，红高粱和红薯气宇轩昂地占据着我家的灶台和餐桌。那时的副食就像林彪背叛毛泽东一样，总是遥远地背叛着我的胃口。而物质的胃口不管我精神上多么亲近红色，它总是很实用主义地向往白色——小麦和它衍生出的馒头、面条、烧饼等等。
　　
　　田地里的小麦从播种到成熟收割，每个生长环节都牵动着我身体的生物钟。然而，小麦总是移情别恋，在我和乡亲们眼巴巴的渴望中变成了公社粮站的“爱国粮”，从而去填充城市的胃口或变成钢铁水泥高楼大厦，如一个童养媳，出落成标致的大姑娘时被迫嫁给了别人，那滋味让人心酸，但我于心不甘，就挖空心思占有它。
　　
　　生产队的麦子和营养不良的我一样枯黄瘦弱。但我顾不了许多，强烈的占有欲促使我小心谨慎地爬在狭窄的麦垄间，尖尖的麦芒挑逗撩拨着我，似乎很乐意把它的最初权赏给我。我双手不停地揉搓着麦穗，香甜咀嚼着麦子还不太成熟的爱，心里享受着偷懒一样的快乐和刺激。这是我每天放学后为胃口必做的功课，虽然冒着被队长和老师批评的风险，但乐此不疲。后来大头和二方成了我的同伙，再后来许多同学纷纷效仿，我们像偷袭者潜伏在麦田，有时在同一块地出现了“风吹麦低见同学”的壮观景象。事情终于败露，作为始作俑者，我以破坏集体财产的罪名在全校大会做检讨，体内的那些麦子变成了一个少年屈辱的眼泪。
　　
　　拾麦子是我力所能及万分喜欢的一项体力劳动。成年人挥舞镰刀对大片麦子屠戮收走之后，我们在敞亮豁达的麦田里打扫战场，寥寥无几的麦穗安抚着我们可怜的希望。为争一把麦穗，大头在村南麦田打掉了二方的一颗门牙。多年后看到米勒名画《拾穗者》时，心里热乎乎的。那麦穗不但定格在共和国的国徽上和名画里，也定格在一个农家子弟的心上。
　　
　　生在红旗下，长在蜜罐里，这是老师误导我们常用的一句话，要我们珍惜眼前幸福生活。生在红旗下不假，但我认为只有村支书这家的孩子才是长在蜜罐里，其标志就是他们在上学的路上拿着一个馒头边走边吃，那种炫耀的神情比现在富贵子弟上幼儿园坐大奔都张扬。那时口头上的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心里的理想变成了现实时，虽然生理上已沟满壕平，可一见馒头，心理上依然有着莫名的冲动。
　　
　　最显现我在吃的方面智慧的一件事是在小学三年级。那时邓小平刚复出，学校上晚自习，崔大拐夜里提着马灯到学校卖烧饼，虽然他是贫农，可卖烧饼是资本主义复辟，他也提心吊胆。烧饼香气阵阵诱着我们的口水，一毛钱一个，但一毛钱对我们这些穷孩子来说也是个不小的数目。于是就琢磨如何不花钱能吃到烧饼。我是主谋，大头二方是同谋。我们抓住崔大拐年老眼花和怕包村干部的弱点，用玉米棒子皮铰成一毛钱大小，这天晚自习后，按照事先分工，大头和二方高喊包村班干部来了，吓得崔大拐马上吹熄了马灯，我忙跑过去递给崔大拐那“一毛钱”，说：快点吧，这是我从家里偷的钱，大人知道就买不成了。老汉接过“一毛钱”捏捏，说：还是张新票子。拿过烧饼后我们飞跑出去，一分为三。第二天崔大拐找到老师，老师调查后又找到我父亲，我父亲给了崔大拐一毛钱，给了我一顿拳脚。
　　
　　读初中之前，我与豆腐的关系还是清清白白，我不认识它，它更不认识我。可我对豆腐的列祖列宗熟悉，黄豆黑豆绿豆豇豆扁豆。那时我们那一带的土地都让高产的高粱红薯霸占了，也只有这些低劣而大众化的东西能帮助集体去满足人口日益增长的需求，也算平衡生态的一种手段。种植豆类较少。
　　
　　不知什么地方豌豆大丰收，那年公社的返销粮全是豌豆，于是炒豌豆、煮豌豆、豌豆糕，一天三顿充斥着胃口，上学去时都是兜子里装几把炒豌豆，上课时一片咯嘣咯嘣的声响。豌豆吃多了造成大肠气流涌动，气体排放声此起彼伏，男生都是憋着劲儿恶作剧制造轰动效应，女生都是悠着劲儿悄悄进行。一个女同学一时疏忽不小心排出一个炸响，全体哗然大笑，该女同学羞得满脸通红，搬起凳子回家，不再卜学，多年后初中同学大都已叫不上了名字，却依然记得那个一鸣惊人的女同学。
　　
　　那一阵子我对豌豆深恶痛绝，之后豌豆便退出我的视野，再见豌豆时是若干年后在城市的饭店里，此时豌豆已进入工业化程序，以绿色蔬菜身份出现在菜单上，虽然是豌豆苗，但一听豌豆二字，我条件反射，马上感到肠胃有空气蠕动，立即下意识地关紧了“后门”，生怕在公众场合制造出不雅的音响效果。恨屋及乌，我从不点豌豆苗这道菜。
　　
　　支农是“开门办学”的必修课，每年都挥汗如雨帮助学校所在的村收割小麦。火爆的太阳榨着汗水，水成了补充体能和逃避劳动的最好借口。我和同学徐和平腰别镰刀到村里找水。供销社倔驴脾气的售货员二麻子横躺在门市部的门口鼾声如雷，旁边伙房的门虚掩。悄悄进去，一瓢凉水灌胀了肚子。灶台边塑料盆里绿葱和白色块状的东西吸引了我的眼球，这是小葱拌豆腐，徐和平说着伸手抓了一把放进嘴里，我心虚地向门外瞟了眼，手也伸向了塑料盆。第一次与豆腐相见，就是这样狼狈，当时心急火燎并未感觉出特别的滋味。
　　
　　傍晚收工时，二麻子狼嚎着端着空盆子找到麦田。我们列队接受老师鹰隼一样日光的排查，虽然当时心里嘭嘭急跳，树上知了的声嘶力竭叫得我汗水直淌，但我和徐和平部没有承认。那一刻，胃口乔噬了道德，将要落山的太阳仍毒辣着不放过我们。
　　
　　形势一片大好，喇叭一天比一天高亢嘹亮，可我们的生活并没有像芝麻开花那样节节高，没有油水的饭菜打发着寡淡无味的日子，饥饿的胃使我们对生活的渴望几近荒唐。
　　
　　在外地煤矿工作的哥哥休假回家，谈起矿上的生活，说烧茄子如何如何好吃。当时家里成天吃水煮茄子，少盐无油，从未听过烧茄子。哥哥走后我便决定试试，专门到自留地摘了两个大紫茄子，用根筷子一串，烧饭时扔进了灶膛，稍后取出，水灵灵的大茄子变得肉色干瘪，一尝，比草灰还难吃。后来才知道烧茄子不是我想像中的直接用火烧，而是用油炸，可那时家里哪有供我烧茄子的食油呢？那时的油炸食品都是奢侈品。
　　
　　日常食用的棉籽油菜籽油花生油都是家中的宝贝，芝麻香油更是凤毛麟角，只有生病或过生日时，母亲才舍得用筷子沾一下滴在碗里，色泽绚丽的油花顿时启开胃口的大门。那时我天真地推理，几滴油就这么香气四溢，要是多吃岂不更香？初二放寒假前，在办年货回来的路上，我和大头终于把美好的幻想付诸实施，我们各自打开自家的香油瓶塞，狠狠喝了几口，粘乎乎的液体并未达到我美好的想象，更糟糕的是芝麻油性太凉，回家都拉了几天肚子，挨了父母的一顿臭骂。
　　
　　精神上与社会一起贫乏，这种日子一直持续到高中毕业。只不过高中时食堂大师傅糊弄人的技艺高一些，他们水煮白菜后在锅里浇上半勺明油，油乎乎的视觉上豪华无比，入口依然淡而无味。许多同学组织起来找学校后勤处，我则忙于读书备战高考，小不忍则乱大谋，胃口一时委屈，高考跳出农门吃了皇粮后可以弥补。果然学校为此处分了几个带头闹事的学生。校长开大会说众口难调，其实我们清楚校长和后勤主任的大肚子里都有我们的油水，后来他们撤职受处分便是明证，此是后话。
　　
　　高考前后一段时间我几乎与麦子绝缘，病入膏肓的母亲卧病在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变卖后交给了医院，这年春节我连一顿饺子都没吃上，伴我高考冲刺的是玉米面饼子稀粥萝卜咸菜，所有的营养部存对高考后的幻想之中。今年，我的儿子也参加高考，面对丰盛的饭菜依然称没有胃口，我就大发感慨，可儿子满不在乎的对我说：“时代不同了，你要理解。”一句话让我回味半天；我理解什么呢？是竞争压力的加大还是物质条件的丰裕？是精神追求的懈怠还是个人思维的多元化扩张？
　　
　　我不想跟儿子老生常谈絮絮叨叨，但我一生都不会忘记这一年。这一年，最可笑的是，我们偷吃了校园里和我们一样青春苦涩的苹果，几个同学几乎中毒病倒，因为学校喷了治虫的农药，我们没有洗净就迫不及待把苹果塞进了蓄谋已久的胃。最可气的是，上课时虱子在我皮肤上捣乱，不得不跑回宿舍脱光衣服进行严打。最可喜的是，班主任知道我的家庭状况后，把我的助学金由两块提高到四块，使我每天能买二分到五分价钱不等的漂着油花的菜汤。最可悲的是，高考前一个月苦命的母亲离我而去，在村东麦田里苦苦期盼着我高考的消息。
　　
　　电影《列宁在十月》耳熟能详，瓦西里回家拥住妻子时我们就在银幕前齐声高喊：牛奶会有的，面包会有的。声音响彻夜空，惊得树上的麻雀扑楞着翅膀乱飞。但我们却没有见过面包的模样。直到考上师专，我才知道手中焦黄松软的家伙叫面包，比瓷实憨厚的馒头有弹性。有一个女同学胖嘟嘟的脸，我们男生私下称她面包。这位女面包在城市长大，性格开朗活泼，思想前卫，烫发、穿喇叭裤、跳舞、搞对象，凡是那时流行的东西她都干，身边经常蜂涌蝶飞，追她的都是城市长大的男生，我们这些农村来的像馒头一样憨头憨脑的男生有贼心没贼胆。女面包这脾气走向社会也没变，换了几次工作，离了几次婚，毕业二十年再见她时已花容失色，一脸沧桑，厚厚涂抹的化妆品也没能阻挡住她透支青春的憔悴。
　　
　　师专毕业时我才品尝到了称作啤酒的液体，铁罐装的散啤，浑黄的液体像上火后排出的小便。对上了象的同学部卿卿我我的去了，没有对上象的男女同学聚在一个肮脏简陋的小饭馆，粗瓷碗里的啤酒晃悠着我们青春的激情和友谊的泡沫，都一脸的激动，有的还掉了泪。我喝了几口啤酒头有些发晕，看女同学的脸蛋和胸脯就有一种冲动感。从此，啤酒就跟定了我，不断在我体内循环，渐渐搞大了我的肚子，难怪一个女同学多年后见了我就惊呼：“崔东汇，你长开了。”她对我还是照片一样的记忆。
　　
　　是的，走在大街上没有人相信这个大腹便便的家伙就是多年前照片上那个又瘦义矮的我。世道变了，胃口变了，我也变了，馒头、烧饼、豆腐这些曾经梦寐以求的东西如今已伺候不好我日益挑剔的胃口，各种啤酒白酒饮料天天穿肠而过，除了留下一些物质的脂肪外，精神的脂肪大多交给了环卫工人，曾经的豪言壮语随风飘去，曾经的梦想在杯盏交错中耗尽，不愿十的事违心去干，不愿看的脸咬着牙去看。此时，我的脑袋远没有我的胃口高尚，胃口可以不厌其精地挑选它所需要的物质，而脑袋却良莠不分地接受社会所有的馈赠。脑袋还无端地给胃口施加压力，把不愿吃的吃下，把不想喝的喝下，哪怕转身再呕吐出来。在蝇营狗苟中打捞高尚，在步步为营中保持尊严。少年时曾贪婪的胃口渐渐弃恶从良，而曾经单纯的脑袋却一步步沦落风尘。
　　
　　民以食为天，而今的食已不再是许多人惟一的天了，头顶上已是色彩斑斓。喝酒吃饭只是初级阶段，高级阶段都在酒足饭饱之后，打牌搓麻斗地主拖拉机，洗头足疗按摩桑拿，红旗不倒彩旗飘飘，小蜜情人小姐。春初某夜家中的电话惊醒了我的好梦，同学H急促地喊：“哥，帮帮忙，拿五千块钱，明天还你。”我知道这小子又让警察堵在了小姐的床上。他不敢回家拿钱，怕老婆知道后闹事。高中时他和我一样，都是一穷二白，后来辞职下海捞了一把，所挣的钱都扔在寻欢作乐的床上。当初发誓要当数学家的他，如今除了数票子就是数女人。
　　
　　大头在东北倒药材，一去三年，去时一个，回来时三人，家中的老婆寻死上吊闹了一番，最终还得妥协，忍气吞声与东北妞和平共处。这个纯种贫农的后代如今一马双跨春风得意，村里人对此颇有微词，也无可奈何。父亲曾当面郑重地告诫我一定自重，不能像大头那样胡来，父亲说东道西，人有脸树有皮，像大头那样不要脸的人，以后少理睬他。可大头偏偏还要给自己的脸上贴金，前不久大头又瞄上了村长的位置，在村委换届选举中大肆许愿，让准备连任的二方恼怒不已，二人明争暗斗，二方到乡里告大头道德败坏犯重婚罪，大头找人把二方修理了一番。我回老家出面调解，也无果而终。回家说起此事，父亲气愤地对我说：“这都是他娘的吃饱撑的，以前饿肚子也没这么多邪事儿。”
　　
　　我知道父亲的逻辑未必合理，但至少对我是个提醒。所以我认为，经济学家的恩格尔有一点形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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