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过年就觉得淡然无味了，能省的都省了，不过有一道程序不能省略——给亲朋好友拜年。好在通讯方便，打电话发短信，只要手头有电话号码的，礼数几乎都到了。而对老家的亲戚，还是按老家的规矩来—磕头拜年。而今年回老家拜年与往年不同，父亲还在老家时候我必须年年回去住几天，自从父亲每年都在邯郸过春节开始，我是每年正月初二回去，到岳母家和我本家走走拜个年，其他亲戚因为时间紧张就顾不得去。今年是父亲去世后的第一个春节，按乡俗，我连续三年不能去岳母家拜年，只能去其他亲戚家和初三回去给父母上坟烧纸。于是找朋友车，与哥哥选择最佳路线，给父母烧纸，顺便把几年未曾登门的亲戚走走。
走的亲戚多，起的就早，路上冷清，偶尔有车辆闪过，路旁乡村零星鞭炮清脆声，乡路弯曲而顺畅，沾了村村通工程的光，柏油路直达大姐的村头，第一站是大姐家。村外围矗立着座座高大红砖瓦房，沿大街往里是高低不平的黄土路和一些破旧的老房子，典型的空心村，大姐家在这些老房子中间兀立，这是她家的老宅。大姐四个儿子，她曾离开老宅多年，随三个已经成家的儿子居住，后来觉得不方便，就把老宅三间土屋拆掉，修建三间砖房，与姐夫搬了回来。大姐的老家我熟悉，当年我家穷，大姐对娘家没少出力，我时不时到大姐这里蹭饭，平时有了困难第一个找的就是大姐。大姐夫13岁父亲病逝，母亲改嫁，他在村里是独姓，势单力薄，从小养成坚韧宽厚的性格，他和大姐结婚后与大姐一样对我家关照有加。1972年我父亲大病，父亲住院时大姐夫一直陪伴，父亲出院后大姐把父亲接到他们家照料多日，临走大姐把仅有的十多斤玉米面送去。1979年我第一次高考失利，母亲病重住院，准备复读的我连两元钱报名费都没有，只有再次求助大姐。大姐把积攒给母亲补养的鸡蛋卖了两元五角给了我，给我蒸了一锅玉米面饼子带回学校，鼓励我好好学习，缺钱她想办法。那时家里一贫如洗，许多亲戚都躲着走，而大姐却从没有嫌弃这个前途未卜的弟弟。况且她三个儿子尚小，人多劳力少，家也不太宽裕。如今年近六十的大姐和姐夫都已经满头白发。近几年来大姐常年有病，原来低烧，后来头痛，一开始硬撑着，认为坚持几天就能顶过去，就在村里输液，吃个止痛片，可不见好转，到县医院没有检查出来，去年夏初在市医院我找医生，CT、透视、化验，结果没有检查出毛病，可回家还是依旧。到二姐家，说到大姐，二姐说，咱大姐累的，一忙起来就啥病没有了。二姐说的是实话，大姐家本来就没有家底，含辛茹苦地为三个儿子盖房成家，到四儿子读大学，大姐已是举步维艰，常是带几个馒头一瓶子水到地里干活就是一天。她舍不得休息。尽管生活艰难，可大姐和姐夫却很乐观，因为他们的四个儿子，让他们在村里直起了腰，说话硬气起来。
现在大姐有五个孙子三个孙女，她也快完成任务，只是还没有成家的四儿子让她牵挂。令她欣慰的是，四儿子聪明争气，读大学优秀，硕士毕业后留在一所重点大学教书。知识改变命运，我用老四的事例说给在场的老二老三，他们就憨憨地笑，说自己不是读书的料。老二老三是小工头，收入在村里相比较还算可以，可比起老四来却差的远。就那么几个乡里乡亲合伙搭班给人修房盖屋，必须带头干活，累死累活一个月也就是两千多一点，老二去年从架子上摔下来，脚部受伤，伤筋动骨一百天，可休息不到两个月就再也坐不住了，一颠一颠上了班，两个月没挣工资，治病又花费两千多，里里外外六千元没了。大姐的三个儿子对培养他们的后一代很上心，都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经常教育孩子要向四叔学习。挣钱和培养孩子是他们最大任务，我的大外甥大年三十回来，初一下午就返回南水北调工程邯郸段工地打工，每天七十元工资，他舍不得在家闲着。而老二老三准备解冻就开始干活。
给大姐和姐夫磕头，他们不让，可我和哥哥还是执意跪下，不仅大姐和姐夫绝对有资格受弟弟的跪拜，这也是两个弟弟对他们感恩和祝福的一种方式。
在我们家姐弟五人中，我最小，大姐长我十五岁，哥哥长我十二岁，二姐长我六岁，，三姐从小送给了小姨，2000年又死于非命。我们姐弟五人中除我之外就数哥哥学历高了，他勉强小学毕业就不得不回家劳动挣工分，后来招工到煤窑出苦力，三个姐姐都没有文化。二姐也曾进过学校，可因为我而不得不退学。那时父母在生产队做工顾不上我，就让二姐照看我，到上学年龄，二姐要把我背到学校，放在门口让我自己玩耍，有时调皮的我就爬进教室；二姐体育课跑步，我也跟着起哄，为不掉队，二姐就背着我跑步，把老师都气笑了。不到半年，二姐就退学，老师到家里动员，二姐说，不带俺兄弟，就不去学校。结果还没有来得及识字的二姐就永远告别了学校。提起当年的事情，二姐还说，要不是照看你，我恐怕也能考上大学。玩笑归玩笑，二姐对家的贡献同样让我敬重，1979年母亲病重，父亲陪母亲看病，我在学校复读，二姐一个人在家独自承担九亩地责任田的劳动，相当不易。
如今二姐在我们老家十里八乡也算是一个很有知名度的人物，这个知名度缘于她是神婆。我们那里神婆每个村子都不少，可都没有二姐的敬业精神，在地里干活，扔下农具就走，在家里吃饭放下碗就出去。二姐原来也不相信这个，1990年丈夫死于医疗事故，二姐精神出了问题，虽然后来有所好转，却迷上了神仙，当起了神婆，整天到庙上烧香磕头，在家设置神坛。我时常吵她，她说不由自己，是神催着她乱跑。附近村庄的神庙几乎都有她的身影，东边五百里的泰山她去过不下三次，西边一百里的茗山她经常自己骑自行车去，我劝她注意安全。可二姐不像别的神婆那样装神弄鬼或图人钱财，她不看病，更不图钱财，相反她常常把自己的钱财无偿拿出去修建寺庙，家人也没有办法，我曾经劝说多次，都无济于事。她没钱给儿子盖房，可修建寺庙，出手一千两千她都舍得。有一年她竟跑到邯郸，要我和妻子在家设置神坛，让我哭笑不得。当然，也有人相信她，她跟我说某某一个信用社干部丢了钱，经她指点后找到；说我能有今天吃公家的饭，也是她在神前拜求的结果。也有人找她看病，如果严重，她就说这是实病，神仙不管，赶紧去医院，如果是受惊吓或头疼脑热之类无关紧要的小病，她就在神仙前烧几张纸，祷告一番，其实就是心理安抚的作用。拜年时她对我说，她和几个神婆筹划着今年要去峨眉山。
二姐的两个儿子成家，她的大儿子跟着我大姐的三个儿子搞建筑，她的二儿子是我帮助找的临时工作，工作不算太累，就是工资低，每月一千，去年八月结婚，与老大挤在一个院子里生活，因为老大结婚时候媳妇提出的条件就是独门独院，所以老大和媳妇有意见，多次找我协调，二姐不认帐，婆媳关系紧张。这次拜年，我委婉地批评了二姐，她也表示以后把责任田做好，与孩子们一起努力，早日给二小子把房盖好。
大姐所在的村是南长桥，在我们村西南，距离我们村5里，中间是南元寨村，姑姑和大姨家是这个村的。那会儿姑姑和大姨的条件都比我家好，可除了拜年，即使再穷我也没有去她们家张过嘴。不是我有志气不想去，而是我有这个心理障碍，感觉比较生分。姑姑和大姨似乎与我母亲不对脾气。但不管如何，我和哥哥还是要给他们拜年，毕竟她们与我的父母有着血缘。
大姨家在村东，姑姑家在村西。姑姑的孩子全都成家，负担不大。当初在亲戚中大姨家的条件还算不错的，那会儿表哥在村里当干部，而现在大不相同。表哥是独生子，他有两个儿子，小儿子脑子憨，没有成家，大儿子精明能干，可连生三个女儿。表哥说，不能让祖宗的香火到我这儿断掉。为躲避计划生育罚款，东奔西走，最后添了两个孙子，家里也被罚的精光，村干部也不干了。好在表哥父子能吃苦，家里很快就有了一点起色。还没有彻底翻身，表哥的大儿子就出事了。表哥大儿子给别人开车跑运输，起早贪黑，吃饭不靠点，起初胃溃疡没当回事，后来疼痛，到医院检查出胃癌，手术做的很成功，可不能干重活累活。六十岁的表哥就不得不承担起更重的责任，这次回家见面他让我在当地找活儿干，不愿意再去衡水，离家远，工资也不高。大姨今年八十四岁，姨夫九十，身体还不错。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大姨自己念叨着，说起我母亲，大姨流下了眼泪。我给她照了几张像，大姨拉着我的手说，我跟你娘长的最象，给你娘画个像吧。是的，我母亲生前没有照过像，至今我都遗憾。车快离开村子，大姨还在门口张望，扭头看到那沧桑的脸和一头白发，我的眼泪流了下来，我想起了苦难的母亲，如果健在，她老人家才80岁，可母亲离开已经28年了。
与大姨一样提醒我给母亲画像的是小姨，而且不止一次。小姨与我母亲比较亲近，当年我们家的许多针线活都是小姨帮忙的。小姨结婚几年没有孩子，就抱养了我的三姐。后来她又亲生三个女儿两个儿子，日子曾经也很艰难。小姨对我很亲，他们村有集市，我经常趁赶集的机会到她家吃饭。如今，除我三姐外，小姨亲生的几个孩子日子都不错，大表妹有企业有车；二表妹原来条件差，后来承包果园和打工，经济就翻了身；三表妹有门市和木材加工；两个表弟都有汽车修理技术，人都实在，生意也好，老大在邯郸买房安家，老二在县城买房安家。小姨和姨夫轮流在儿女家居住，衣食无忧，日子滋润。匆匆拜年出门后小姨还叮嘱我：给你娘画了像也给我一张。
回村先到叔叔家，这是我在村里最近的亲属。村头的叔叔小卖部里聚集很多人，接骨牌的，打麻将的，看电视的，见我和哥哥回来寒暄一番后各自继续忙活。我对叔叔说真热闹啊。叔叔说，就过年这几天，平常大家可没有这么清闲。
叔叔的话我深有同感，农民似乎天生注定要忙活。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活我可有切身体验，犁锄耪耙浇，那个都需要气力和汗水，就是收获也累人，不过现在情形大不一样了，过去夏天用镰刀一把一把收割小麦，现在都是联合收割机，省事省力；酷暑时节锄玉米能把人累死闷死，现在喷除草剂就行；现在最累的农活就是管理棉花。按说现在的农民应该幸福多了，种田国家给补助，直接发放到手；丢掉多年的合作医疗又回来了，有病了负担比过去轻；而且农产品价格不断提高。可叔叔说，比以前强不假，可农药化肥也在涨价，种地一年到头，还不如到外面打俩月工挣钱多。叔叔的话提示了我，农民过去与现在的忙在内容上已经发生变化，过去是守在地里忙活，现在是到外面打工忙活。打工是农村最热门话题，现在许多城市都有我的乡亲，工厂、医院、饭店、工地，当保安的、当护工的、当厨师的、做推销员的、搬砖和泥的。过去乡亲有事还到单位去找我，现在村里年轻人几乎都有手机，有事就打电话，一个电话我就忙活半天，我的手机号码也几乎成了乡亲们的求助热线，不管我是否有能力办成，照打不误，许多事情我是厚着脸皮或掏腰包去跑，不跑他们就说你架子大，看不起乡亲，办不好说你不尽心。
尽管回村子次数不少，可每次感觉村庄都在变，一些高大气派的房屋在不断增加，大多家里铺了地板砖，电视及其它家用电器几乎普及，过去全村人在村部挤着看电视的热闹景象没有了；几乎每个年轻人腰间都挂上了手机，就是到地里干活也是摩托和电动车。一些新人的面孔让我陌生——新娶的媳妇和为躲避计划生育罚款曾寄养在外面的孩子；一些老人熟悉的面孔消失——或跟随儿女进城或与我父亲一样回归土地。痛心的是一些不该消失的面孔消失了，两个比我小几岁童年伙伴遭遇车祸，一个是跑运输的，在107国道上休息时被撞，一个是在建筑队下班回家的路上被撞，这两个肇事车辆都已逃逸，连一分钱的赔偿也没有。这些我在邯郸就已经从乡亲电话中听说过，痛心。惊奇的是我在去给本家一位长辈拜年的大街上远远看见一个久违的熟悉面孔，他在村子消失多年，今年竟然回来了。他比我大七八岁，与我关系不错，原来是村干部，因为与一个比他小十几岁的女子私奔而遭村人指责和议论，她原来家庭条件较差，他作为村干部给予关照，结果两人有了感情，可是她不得不给弟弟换亲嫁到邻村，有了两个孩子后终于与这个原村干部私奔。开始他们在邯郸打工，他经常找我喝酒，可我从未过问他个人私事。后来女子的男人找到邯郸，打架漫骂，两人决定远走高飞就到西北打工，听说他是回来办理离婚手续和户口身份证，其实他的妻子早已绝望改嫁。过去村里人谈到此事许多不屑，现在也无所谓。本想跟他说几句话，可说什么呢？于是我就远远避开。回到叔叔家我说了此事，叔叔的一句话让惊讶：这事儿现在不稀罕。宽容还是不屑？我不得而知。
回去给父母烧纸是我此行的另一个重点。去年春节父亲还津津有味地吃着我给他购买的食品，今年他却与母亲在村东的麦田里无声地等待着儿子的另一种年货－－－纸箔和鞭炮、泪水和思念。子欲孝而亲不在，沉甸甸的思念像田野的寒风在我的心里冲撞。
走的走，来的来，人变，村庄也在变，没有变化的是村东那座小庙，还是那么一间低矮小房。我和哥哥特意在小庙点燃一挂鞭炮，祈求神灵佑护在另一个世界里的父母，盼望曾经在人世间辛苦操劳的父母在那里能够幸福安康。
离开村子时，夕阳已在西天边熔化成一团浓红的云。我把剩下的一挂鞭炮在村头点燃，既是庆贺新年，也算是对村庄和乡亲的祝福。鞭炮声响惊动树枝上准备安眠的麻雀，而村里的没有人多看一眼，他们也许见多不怪，也许在忙活自己着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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