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老家那一带的乡下，车把上挂红绸子的有两种可能，一是结婚迎亲的，一是劁猪的。
　　
　　我有记忆的时候，花轿和花车都已成了“四旧”，祖辈父辈们的婚庆工具全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代之以两个轮子的自行车。良辰吉日，十几个男女，早早吃罢早饭就喜洋洋上了路，每人脸上如沐春风，大路牵引着喜悦的眼睛，那边有等待他们的新娘。领头的新郎官车把上挂着耀眼的红绸子，既是一种标志，又符合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潮流，两全其美。
　　
　　如果这个自行车车队领头的车把上没有红绸子，那一定是公社组织的农业或计划生育大检查，领头的应是公社书记一类的官员，紧随其后的各村支书队长都赖洋洋地心不在焉，他们在心里想着中午能否到公社食堂吃上一顿馒头熬白菜。当然，那时的物质条件也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一顿饭吃一头牛的豪华胃口。多年后，一个曾经是公社干部的乡邻颇为失落地对我说：“那会儿检查工作比现在差远啦，就骑车子到各村转转，中午到公社吃顿便饭，有时还吃窝头。要是现在，不坐飞机也要坐火车，去北京也要想法路过日本。”
　　
　　如果在乡路上瞧见一个人骑着自行车，而且车把上挂着一条窄窄的红绸子，不用问，那准是劁猪的。你想，脾气再急的新郎官到新婚大喜这天也要控制住激动的心和颤抖的手，不可能迫不及待地单枪匹马去迎新娘，除非这小子欲火烧坏了大脑。
　　
　　结婚迎娶是为了繁衍生命，而劁猪是为了限制生命的肆意蔓延。两种目的几乎相反的活动都以红绸子作为标志，这实在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和现象。
　　
　　劁猪的进了村，专门在有猪的农户门前吆喝：劁－－－猪。声音短促有力，透着不可抗拒的雄壮，一声紧似一声，直喊得猪圈里的猪们焦躁不安地拱墙刨地，直喊得主家今天不把猪劁了就觉得对不起劁猪人车把上一直随风招手的红绸子。
　　
　　那年代越计划日子越紧张，作为人的附属品的猪自然日子也不会好过。况且，那时农家的猪是资本主义这个怪物身上寄生的为数不多的尾巴之一，在农民眼里，其商品价值远远大于鸡屁股的功能。所以，从一头幼崽到一头标猪，农人们都眼睁睁地数着猪毛过日子。一头猪寄托一家人一年的希望，甚至一头猪就可能为单身的儿子换来一个如花似玉的女人。如此看来，车把上的红绸子倒成了人与猪价值转换的一种无形的平衡质介。
　　
　　其实，在人类对自身计划生育认识还很低的时候，对猪的计划生育就已有了很高的觉悟。这觉悟是他们经济上没能力和政治上没胆量的结果。母猪必须劁，母猪的繁殖能力比人强多倍，一群孩子都难养活，若再添许多猪崽，，其结果可想而知，如果把猪崽拿到集市上出售，还要冒着被打成资本主义尾巴的危险。公猪必须劁，一般农户都不指望它成为出售精子的种猪，农人都清楚过剩的荷而蒙常常会让公猪的是非根自觉不自觉地招惹是非，无端消耗精力，不仅影响长膘，也影响一家人的如意算盘。
　　
　　社会的发展催生着职业的分工。本来是兽医份内的事情，在那时又派生出了劁猪这个专门行当就像有皇帝必须太监一样，劁猪这个行当也是政治和经济的副产品。但让我一直不解的是，结婚娶亲是喜事，挂红绸子当在情理之中，而劁猪的车把上挂红绸子到底寓意何在？
　　
　　后来我就想，假如劁猪的人这天成了新郎官，娶亲这天他一定要把握好自己，万一走了神，看见车把上的红绸子就犯了职业病，对着新媳妇猛不丁吆喝一声：劁－－猪。那场面该是如何热闹？
　　
　　不过我的假设现在不用担心了。现在乡下结婚迎亲基本上没有人再骑自行车了，条件差的用机动三码车，大多数都用上了轿车。冬春农闲时乡下结婚相对较多，常常见乡间土路上娶亲的机动车浩浩荡荡，尘土飞扬，虽有点像国军溃退时的狼狈，但确实气派多了。那劁猪的是否也鸟枪换炮，他们是否也像娶亲的那样开着三码车或轿车在乡间土路上奔跑？现实给我的答案是否定的。近几年，回乡下老家我从来没有见过有劁猪的在村里吆喝。我猜想，这主要是这种手艺挣不了多少钱，再说现在猪也正二八经成了商品人们惟恐猪的产量不高，喂增长剂打激素，用化学手段拔苗助长，甚至注水增加重量，千方百计提高利润，猪们真正走出了计划经济的束缚。倒是人越控制越多，所以就不得不当成大使事来抓。如今，看见大街上那些挂红绸子的迎亲车队，我就常想起那些乡下劁猪的。是红绸子撩拔了我的记忆，还是对人自身的担忧？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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