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的一天，我去了一趟离住处不远的朱熹公园——建设者们把它叫做紫阳公园——而我更喜欢自己的那一叫法。公园照例多人。跳舞的，唱歌唱戏的，游玩的，还有寻了晚上空闲锻炼的——大抵上了年纪，至少也到中年——一个人，或夫妻两人，一身短打扮，穿着球鞋，在你身前疾步走过，像一阵风。快速行走的人中偶尔遇到与我相熟的，还要打上个招呼，待我回过味来，声音尚萦耳边，人却走过前面一大截了。
        懂得了锻炼的重要。重点在一个“懂”字上。
        就在这样处处欢声笑语的园子里，另一种“行走”让我停下了脚步，当起了为他们鼓舞的看客。
        他是一个男人，他的身体完全依靠后面的女人的双手而挺直，也因为后面的女人和他身前的两个女人而“行走”。后面抱住他躯体的那个女人应该是他妻子吧，两只手用力从他背后腋下，作圈抱紧，用双腿抵住他的身体，并作势往前行走；前面的两个女人，一个在边上候着，随时出手帮掣；另一个年龄尚小，中学生模样，应该是他的女儿，用手抵住他的膝盖骨处，想让这种行走的过程中，起到锻炼他身体知觉的作用。
        场地不大，来去十多步的，也要花上好几分钟。三个女人，一个男人，就这样行走着。也有一些心地如我般想着为他们鼓舞的人，亦不时驻足——只是没有我的恒定——一下了工夫就走了。也许他们没有我对“行走”的理解来得透彻吧。
        7月的一天，和一个高中时的同学吃过晚饭后，我又来到了这里。相同的位置，相同的一幕，又呈现在我的眼前：依旧那么卖力，依旧那么吃力地行走。而这种行走，依旧是在亲人们付出的“力”的作用下完成的。两个月时间，他们一直在坚持呀！也许他们的这种努力并没有起到他们所希望达到的那种恢复结果——窃以为，这已经是患者最亲最亲的人内心深处的一种渴望一种爱了。
        他，那个男人，半抬着个头，舌头半露，一副痴傻模样。脸上镶挂着不少细细的汗珠。他的膝盖和里面能够帮助行走的肌腱肌肉已经无法完成——行走了。在亲人的帮助下，他在机械地运动，前行。
        ——我依然驻足了。再一次为他们无声地加油。哪怕这也是徒劳的。
        我问过自己，是什么时候起，行走，这一孩童时节就能掌握的最最基本的人的行为，会成为我不忍去想，不愿去理的一团麻呢？又怎么就引起我与他人不一样的情思呢？
        很小的时候，爷爷搀着我的手，在月光下走。我问爷爷你什么时候长得像树一样大呀？爷爷回答说爷爷只能长这么高了。我说爷爷骗人我说爷爷还会长高的我说等我长爷爷这么高的时候爷爷你就长树那么高了——
        我长爷爷一样高的时候，爷爷没长树那么高。爷爷中风了，不能再搀着我的手走也不让我搀着他的手走，他躺在床上。从躺在白白墙壁的病床上搬到家里的床上不久，爷爷就去世了。去世的时候，爷爷没长树那么高。爷爷没有骗我。那一年我12岁。
        在我从工厂下岗回家乡代课的日子里，女儿大抵是岳母在照料。妻子是丝织挡车工，又是三班倒，又是12小时的，很累人。加上拿计件工资，稍不注意，就一个班白做了。工厂老板都会寻出一条让你受委屈也喊不出声来的方法控制你所拿的薪水。
        2000年4月20日，我完成了第一次下岗又完成了三年代课老师的工作后，回到了深渡，在城建中队搞管理。仅仅10天，也就是5月1日，已过古稀身体一向不错的岳母在收割油菜籽时滑了一跤后便中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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