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富士康一起跃过这个“坎”
　　李鸿文
　　一连串的跳楼悲剧，将这个世界500强的企业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媒体聚焦，社会关注，无疑，富士康正经历一个“坎”。愤怒是一种易燃的情绪，尤其在媒介发达的今天，片言只语就能引发海量的传播。作为当事企业，富士康自然要成为焦点，它无奈地承受这一切，也必须承受这一切。
　　跃过这个“坎”的前提，是富士康要以开放的心态正视悲剧。遗憾的是，事件发生后，富士康忙于程序化的危机公关处理，急于向外界表白员工待遇如何好，工作环境如何人性，如何不是血汗工厂，并普及有关年度人均自杀率的相关知识。这样程序化的危机处理也许能挽回一点面子，但在一连串的生命悲剧面前，再有力的辩解都苍白无力，反而还加深外界疑虑：富士康是否想推卸责任？
　　也许富士康并没有推卸责任的主观意图。在事件发生后，富士康表现出了解决问题的诚意。比如从五台山请来三名高僧做法事，体现出对员工的心灵关怀。再比如，“九连跳”后，由深圳市副市长李铭带队的调查组进驻富士康，展现出接受政府帮助的意愿。但富士康对媒体选择性接受采访的态度，加重了外界猜测，也加重了自身给外界的神秘印象。在开放的社会，如果不能借助媒体的力量，甚至反而将绝望情绪的传导归咎于媒体，显然无助于摆脱眼下的困境。
　　舆论关于这一悲剧的反思，基本上分三个层次，一是生存层次，如员工待遇、劳动环境，企业可以量力而行，做得更好一点；二是心理层次，由企业管理方式所决定，有报道说富士康实行半军事化管理，超时加班导致加剧员工心理负担等，这些因素企业可以改进，检讨“有效率专制”的管理模式。
　　而更重要的是精神层面。涂尔干在《论自杀》中提到，自杀是一种社会现象，促使人自杀的主因是信仰的崩溃、社会的原子化以及由此而来的人际关系的冷漠，过度的社会集权吞噬了个人生存的价值和空间。悲剧发生后，启动心理干预是必须的，但心理干预毕竟只是应急手段，由社会传导的一个群体对命运的绝望，再多的心理干预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富士康的员工以80后、90后为主力，必须认识到，新一代打工者和他们的前辈不一样了。虽然报酬是重要的考量，但对人生价值的评价不再只满足于报酬，他们更关心发展空间和人的自由与尊严。上升通道被堵塞，对未来的想象被挤压，头顶看得见而冲不破“玻璃天花板”，就会产生形而上的绝望。我们看到，虽然富士康的每一起跳楼悲剧都有具体而特殊的原因，如情感、疾病，家庭贫穷等，但这只是诱因。形而下的痛苦点燃形而上的绝望，个体悲剧情绪就容易在一个封闭的小社会甚至开放的大社会蔓延。
　　富士康也许觉得委屈，比起一些无良企业，已经为员工做了许多，但企业要提升竞争力，员工面对人生的市场也需要提升竞争力。两者都有提升的欲求，在两种欲求相互交织时如何避免出现排斥反应，正是现代企业和现代社会必须面对的难题。相比中国其他企业而言，富士康率先遭遇到这个难题，也就意味着具有一定案例意义，因此，政府、社会、媒体，有必要和富士康一起为这个难题求解，一起想办法跃过这个“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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