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至今已“十连跳”,而本报也独家披露了富士康廊坊公司曾发生跳楼和猝死的极端事件。目前出现了两种比较极端的观点:一种是富士康的自我辩解,认为这是十余个孤立事件,企业已尽力；另一种则说富士康是“血汗工厂”,应独负全责。而笔者认为,富士康事件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了,尽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别情绪化,但更不能简单化。

　　这绝不是简单的孤立事件。富士康方面尽管列举出每个当事人都有恋爱、境遇等种种不同,来证明这是各有不同原因的孤立事件。但这是站不住脚的,如果按这种思路,显然还可以列举出每个当事人跳的地点、跳的楼层等等不同,但都改变不了悲剧如此密集地发生在同一家企业的事实。而且本报独家披露出在廊坊公司也发生类似事件,这都足以证明富士康肯定出了问题。

　　是因为这一代孩子脆弱吗?悲剧的当事人基本是90后大小的孩子,这一代孩子虽然可能还是出生在较为贫困的家庭,但在家里也都是掌上明珠。资讯的发达和时代的进步,让他们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如果陡然把他们投入到“摩登时代”般的生产线上,十几个小时的艰苦劳作(当然厂方说是自愿加班),再加上挨打受骂、无人倾诉,心理是很容易崩溃的。他们比起作为父辈的第一代农民工进厂求生来说,的确是“脆弱”了些。但中国社会的进步,已经抬高了我们的生存底线、心理底线,但富士康却一直坚守着最低的成本底线,这与其归罪于生命的脆弱,不如说是企业生产模式的脆弱。

　　富士康是血汗工厂吗?客观地说,富士康管理是规范的,待遇是相对好的。潜入富士康卧底的记者表达了上面的意思后,又说出了另一种感受:富士康对待人的态度和对待机器的态度是一样的,就是让你不停地转起来。这说明富士康追求利润的方式,已不符合以人为本的时代要求。

　　富士康模式意味着什么?富士康号称“代工之王”,将加工贸易的赢利模式发挥得淋漓尽致。品牌公司将生产任务交给代工企业,廉价的劳动力生产出产品,再贴上品牌销售。大部分利润都被品牌企业拿走,代工企业只能拿些许加工费。代工企业为了赚取利润,只能尽量压低劳动力成本。于是就出现了,不加班就赚不到什么钱的现象；于是就出现了,生产着世界上最赚钱的产品,却拿着最低工资的现象。绝望者的失落感至少有部分来源于此,再加上一眼就可以看到头、几无升迁进取机会的生活,压力就很容易找到生命最脆弱的一环。

　　这种生产方式,在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初期并不罕见。要资金没资金、要技术没技术、要品牌没品牌,有的只是廉价劳动力,不得已而为之。珠三角地区存在的大量代工企业,确实是在创造GDP,但却没有改变行业在整个产业链中的从属地位,甚至企业越大,对主导企业的依赖越高,就越受制于人。就这样一直为他人作嫁衣吗?当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以更廉价的劳动力,吸引代工工厂时,我们该如何应对?难道是再压低员工们的工资、再延长员工们的工作时间吗?

　　经过这一段追踪报道富士康现象,越来越读懂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含义。有学者说韩国起飞之初,也曾“代工立国”,但后来及时转向“科技立国”,三星、LG等高科技企业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脱颖而出的。对现在的我们,很有启发。

　　防堵悲剧,仅靠富士康能行吗?人要劳动,人更要生活。我们的多数国企初创时也曾平地造城,企业除了组织生产,还承担起社会保障任务。企业办社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发挥了巨大作用。这后来渐成企业的负担,而这时社会也发展到了相当阶段,可以通过剥离接过这部分责任。而像富士康平地建起的企业城,仅深圳一地就有员工40万人。高墙一围,里面有派出所吗?仅靠富士康的保安,就能保一方平安吗?更不要说人是有血有肉,要生存要娱乐要发展,这仅靠富士康能承担得了吗?况且,它也根本无意承担。

　　我们稍感欣慰地看到,有报道说深圳的副市长和有关人员已经赶赴富士康调研,但这只还是个开始,社会管理部门、社会保障部门、社会服务部门,应尽快到富士康去,尽快弥补管理服务的空白点。

　　生命终究难舍蓝蓝的白云天。鲜活的生命这样自弃,闻者尚且流泪,更遑论逝者的父母亲朋。但痛定思痛,在转型大背景下的中国,富士康事件给我们带来更深层次的思考,也带来尽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契机。  （评论员  陈凯星　李洪磊  ）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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