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家语?贤君》中记载这样一段话：“寡人闻忘之甚者，徙宅而忘其妻。”意思是指人做事粗心，搬家时忘记带上自己的老婆。唐太宗时谏议大夫魏征也对唐太宗讲过这个的故事，他说，“昔鲁哀公谓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纣乃忘其身’。”唐太宗听后颇有感触地说：“是啊，我和诸位应当合力互助，别忘了国家和自身，免得也被人讥笑啊！”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徙宅忘妻的故事。这段历史故事是否真实姑且不论，但是，看过以后却想起我自己所经历的一段令人尴尬的陈年往事。那年匆忙结婚后又匆忙离开家，以致到了单位竟然想不起新婚妻子是什么模样来。
　　1969年我二十三周岁，进藏四年整了，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可是，当时我在日喀则地区的岗巴县工作，这里汉族人很少，汉族女人更少，平时见个汉族女人是件很难的事。当时县机关流传这样一则顺口溜：”山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男的多女的少”。前两句说的是当地的气候环境，后一句说的是汉族男女比例。那时全县人口不足5000人，男女比例为男49％，女51％，这个比例还是正常的。可是，支援边疆的汉族同志只有三、四十人，这些人大部分是男的，有个别人是同家属一同调入的，其他全是光棍，独身一人。我分配到岗巴后的几年来，调入的大中专汉族毕业生仅有八、九人，其中女生只有两名。在这样的情况下找对象真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了。于是，有人提议说，找个藏族姑娘当媳妇不是很好么？其实，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虽然藏汉通婚是有法律保障的，可是，结婚后可能会因为民族不同产生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来。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这种文化差异导致了生活方式，饮食习惯，精神情趣等方面的差异。作为夫妻而言有的能包容，有的则不能包容，不能包容就无法在一起生活，甚至会造成离婚，判决离婚时，法律会毫不客气的偏向少数民族一方。再者，如若真能长相厮守的话，等到老了的时候，安家何处也是问题。于是，可怜的我们唯一出路就等休假回家后来解决个人问题吧。
　　1969年1月份，终于熬到了可以休假的时候了。那年天气很冷，大雪铺天盖地下了好几天，整个岗巴地区被一层厚厚的积雪覆盖了，大雪封了山，封了草地，也封闭了所有与外界沟通的公路，岗巴几乎成了与外界隔绝的孤岛[还有电报与外界联络]。尽管交通完全被阻隔，但回家的意念却异常的坚定，我和另外两名同志毅然骑上了马，经过几昼夜的艰苦行程抵达了拉萨附近的贡嘎机场，乘飞机飞到了天府之国的四川，又经过火车、汽车的不断颠簸，在年根的时候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
　　到家以后，街坊邻居们很快就知道了老郭家的二小子从西藏回来了，也知道这小子虚岁24了还没搞上对象。于是，保媒拉纤的、探听消息的络绎不绝。热心的邻居们不厌其烦的为我介绍一个又一个，可惜的是，没有一个成功的。主要原因一是我在西藏工作，离家太远，太苦，何时能够调回，无从谈起；二是家里人口多，生活困难。同时，有的介绍人不太负责任，竟把无法看上眼的人领来相看，弄得心里异常别扭。面对如此局面，家里人十分着急，我也很上火。四个月的假期转眼已经消耗掉四分之三了，如果这个假期解决不了个人问题的话，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休第二次假，到那时，年龄越来越大，困难将越来越多。心情象春旱的土地一样，快冒烟了。
　　然而就在“山穷水复疑无路”的时候，月下老人却大发慈悲，不知不觉中等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那一刻。那天，介绍人跟我和家人说，邻屯有一个姑娘很相当，小我五岁，长得也不错，他希望我们能够见上一面。愁眉苦脸的老人听后心里又燃起了新的希望。尽管心里很乱，我还是闷闷的听从了老人与媒人的安排。见面那天，媒人把我领到他家西屋，只说了一句你们唠吧，然后关上门就走了。我进屋在南炕沿坐定后，才发现北炕沿坐着两个姑娘，两人模样差不多，高矮也基本一样，但其中有一个稍白净一点，我根本不知道哪个是介绍给我的对象，也不知道她们姓甚名谁。话根本就不知道咋说才好，呆板的坐着。她们也忐忑不安的坐在那里，不敢正眼看人。为了躲开这尴尬的局面，我随便说了两句不着边际的话，就起身告辞了。后来经打听才知道她们俩是表姊妹，稍白净一点的那个就是现在和我已经生活了四十多年的老伴。人称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尽管这次会面的过程简单得有点荒唐，但却是我们婚姻史上最重要的一笔，成为我们夫妻生活的第一块基石。
　　订婚没有仪式。只是在见面后的第三天，由媒人主持，双方家长和个别亲戚在一起吃点饭，议定了相关事宜。当时我们再三重申的的是，务必在我的假期之内完成结婚这桩大事。因为我的假期快满了，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要返回西藏了。好在女方家也非常通情达理，没有什么说道，事情就这么定了。
　　回家三个多月后，我的钱包已经空空如也。但是为了我的婚事，父亲决定卖掉家里一窝可以变现的仔猪。那天后半夜父亲叫醒我和比我大一岁的大哥，带上咸菜和大煎饼，三人拉着架子车，足足走了五个多小时的山路，天亮以后赶到了县城。在仔猪市场摆开了出售的架势，不用吆喝，买小猪的人很多，一元二角一斤，不到一上午，一窝小猪全部卖光，共得现金240元。有了钱心里就有了底。回家以后全家人在父亲的带领下，迅即投入到婚礼的筹备之中。在整个筹备工作中一直贯彻着节约二字，尽量做到不枉花一分钱。在时间紧，经济不宽裕的情况下，家里请来木匠打了一个炕琴，两个小柜和一张办公桌。在街坊邻居的帮助下，做了两套被褥，另外还给新娘做了几件不太值钱的衣服。为了贯彻节约精神，我连双新袜子也没买，是穿着在西藏时穿的旧衣服结的婚。
　　那时正是雨季，每天小雨都淅淅沥沥下个不停，屯里到处都泥泞不堪，走一步路稀泥牛屎都会陷到鞋帮子，足有半个月没有见到太阳了，心里很闷屈。我们见面后的第十二天是订婚时决定的结婚日子，那天，老天开了眼，突然云开雾散，一大早太阳就露出了笑脸。大家都说这是好兆头，是对婚后生活的预示，全家人心里立刻敞亮起来。
　　尽管小屯破败萧条，但在结婚的日子还是出现了一丝生气。吃过早饭，亲戚和邻居早早的来到我家，主动干些杂活。有担水的，有劈柴的，还有整理帐幔被褥的，院里还有一伙人在搭炉灶，嘈杂的人声不断地从小院传出，看起来也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而我倒成了闲人，不知道应该干什么好，也没有人指挥我去干活。只是东瞅瞅，西看看。总算等到了上午十点多钟，有人报告说送亲的快进院了，我们立即奔出门去迎接。送亲的队伍很简单，除了新娘外还有女方四、五个亲戚，而她的父母则没有参加送亲，这些新亲是坐着女方生产队派的一挂马车过来的。下了车，新亲们进屋后双眼不停地在新房里打量。然而，新房过于简陋了，除了炕琴和被褥等用品外，一件值钱的家具也没有，甚至连一台半导体收音机都没有，自觉寒酸心里惭愧，但又别无他法。婚礼没有什么特定程序。只是在院子里摆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些糖块和香烟。参加婚礼的全体乡亲参差不齐的站在桌前。充当“捞头忙”的那个人很随便的站在桌子后面，他面对大家讲了几句大意是今天有人结婚，希望大家祝贺的话，然后让大家鼓掌。掌声还没有结束，站在最前面的早已跃跃欲试的孩子们便一窝蜂似的扑向桌子，瞬间便抢光了桌上的香烟和糖块，这些东西被抢光了，婚礼也便结束了。
　　那天参加婚礼的人数虽然不多，但全屯的人基本都来了，还有外屯的亲戚。我们收到的彩礼共有现金40多元，这些钱都是诸如舅舅等实在亲戚拿的，他们每家一般能拿五、六元钱，经济条件稍微好一点的亲戚最多也只能拿十元而已。另外还收到两、三件暖水瓶和脸盆等什物，这些东西每件都贴着一张大红纸条，上面写了一长串随礼人的名字，平均每家只摊几毛钱。那年正是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如火如荼的时刻，虽然实现了除台湾外，祖国山河一片红，但仍然在进行着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和斗批改。经过这些年的折腾，全国的经济遭受严重破坏。我家那个生产队也难逃厄运。当年的劳动日值只有三分四厘钱，一个壮劳力一年只能挣十几元钱。家家都吃返销粮，人人都在痛苦不堪中生活。饭都吃不上，哪来的钱随礼呀。
　　这场突如其来的婚姻，让我猝不及防。婚后我强烈的感觉到是多么陌生和不可思议。我对她一无所知，过去根本不认识，完全是路人一般。在筹备婚事这段时间里也基本没有见过面，从第一次见面到结婚一共也没说过几句话。然而，在她还是娃娃一样的脸上流露出的却是婚后的兴奋和对世事的茫然。我看得出来，她已经死死的靠住了婚姻这棵大树，抱定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扁担抱着走”的意念，今后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她似乎没有多想。但是她凭着这个简单而又朴素的意念，异乎寻常的做到了，忠贞不渝的把自己一生献给了家庭和丈夫。在家里，她既是孙媳妇还是儿媳妇，既有小姑子，还有小叔子。在一个十多口人的大家庭里，她的角色实属不易。对上要侍候老人，对下要抚育孩子；在外要除草插秧；在家要洗衣做饭；白日经一天的劳累已是四肢酸痛，疲惫不堪了，到了夜晚还要独守空房，忍受着思亲之痛，泪水伴着噩梦，度过了一年又一年。但是，无论在多么艰难困苦的时候，她始终坚信团圆是必然的，好日子会有的。
　　婚后的日子过的很快，一转眼就快到返程的日子了。为了不耽误归队的时间，我提前一些时日给单位发去电报以索借返程路费。但是，那时文革正在进行，全国的形势很乱，很多地方都在文攻武卫，各个单位都不能正常工作，电讯业务也概莫能外。电报发出很多天，路费却迟迟不见寄来，心里有些着急。第20天的时候，汇款才到，于是，我便有了可以在家多待20来天能够说得过去的理由。只从路费汇来以后，我的心情变得十分焦躁，一直在谋划迈出家门的第一步方案，心想决不能让全家人哭哭啼啼送我归队。经再三盘算，我认定了突然袭击也许是最佳方案，这样做一定会减少很多麻烦，也不至于使我自己乱了方寸。临出发那天，吃过早饭，大人全下地了。我低声对妻子说，我走了。她惊愕得一句话也没说出来，闪着泪花的双眼直直的看着我。我不敢正眼看她，拎起提兜，推开房门象逃犯一样窜了出去，头也不敢回，直向屯外奔去，身后出现了什么情况我全然不知。坐在汽车上，我双眼泪水蒙蒙，窗外模糊一片。汽车渐行渐远，我家的那个小屯在我混浊的视线中逐渐变淡直至消失，我刚刚结婚的妻子也在我的脑海里变得有些模糊起来。
　　经过近一个月的折腾，总算到了西藏。到达日喀则的当天，因为心力憔悴，严重高山反应而住进了医院。躺在病床上心里很不是滋味。掏出订婚时在县城大十字街路南全县唯一家国营照相馆照的二寸黑白合影，仔细端详上面的那个满脸稚气的女人，怎么看形象都不太明晰。和一个并不相识的女子在一起生活仅仅一个多月，可我却明显的感到了责任的压力和牵挂的揪心。我闭上了眼睛，慢慢的吸着氧气，可心脏还是颤抖的厉害。医院正在清理阶级队伍，形势很紧张，人人自卫，医护人员每天都要开会，病房管理很严，探视病人一般不会允许。我托人把脏衣服拿到外面去洗，可是，捎回来的时候却掉丢了，没想到我的那张合影也在那些衣服里，与衣服一起丢掉了。我很心痛，从此，那个不清晰的形象也看不见了。
　　回到岗巴以后，同志们都十分关心我的婚事，问这问那。我告诉他们，婚事完成了，一切都很顺利，也很好。唯一遗憾的是，我们简化了谈恋爱的程序，因为没有恋爱的长期培养，双方互相了解的微乎其微，印象也很淡薄。我虽然很想念她，但是，现在几乎想不起来她是什么样子了。同志们笑着告诉我，以后补上恋爱这道程序就是了。
　　十年以后，我们团聚了，每天都可以厮守在一起，生活也一天天好了起来。现在，孩子们都已长大，相继参加工作并已成家，我们老两口也已退休在家赋闲，身体还都硬朗，过着儿孙绕膝，衣食无忧的生活。去年在我们结婚四十周年纪念日的时候，补拍了婚纱照。把这张二尺多大的婚纱照挂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每天都能无数次见到，见到这张照片，我的心里都会生发很多感慨。我永远都忘不了这四十多年的坎坷，也忘不了妻子一生对我的忠诚和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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