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心比我想象中的要年轻许多。听我这么说,她爽朗地笑了,她说自己生性开朗,从来没有什么心理负担,这也许是最好的保养品吧。不过最近,她却陷入了一场思想的混乱当中,急于找人倾诉。
我的父母在上个世纪60年代参加支内,离开了上海。在我8岁将要开始读书的时候,为了便于照看,父母把我一起接了过去。这样,我在外地一待就是三十多年,从读书到结婚生子。到了90年代,有政策说支内人员的子女可以回上海,条件是子女必须在25岁以下,我已超龄,没法回来。但我对上海还是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
我和山岚在同一系统工作,在那里都干到了管理层,经济条件在当地算是很好。我们也是单位里众人称赞的好夫妻,可是,处在这段婚姻当中的我感觉却没有那么好。我和山岚是两种不同性格的人,往好里说是互补,往差里说是没有共同语言。我性格外向,心里有什么事情总是搁不住。而山岚却是“闷葫芦”型的,从来没有过体贴浪漫之举,回到家话也不多,别人总以为他很有城府,其实我最明白,他心地很好,人也很简单,只不过是内向罢了。结婚以来,我也曾经提过几次让他对我好一些,在生活中创造一些情调,可他总说做不出来,我也就让他去了。
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考虑通过办理蓝印户口把孩子的户口落回上海。但买房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我和山岚的工作也不能说放弃就放弃。一拖再拖,儿子就要读初中了,为了让他早点在上海上学,我们下决心买了房子。2002年,儿子来到上海,我母亲先过来照顾孩子。我们答应这一老一小,再过一阵子,我们也会过来的。
可过了快一年,我和山岚仍然没有下定决心到上海,还在等相关的政策。可儿子在这边不习惯,我母亲也觉得责任太大,一直催促我们。没办法,我和山岚商量,保留他的工作,我去单位买断了工龄,我牺牲工作先来到上海照顾儿子。
刚来上海,所幸我投出的求职简历都有了回音。第三天我就找到了工作。可我发现,虽然我出生在上海,但离开了很多年,一时半会很难进入状态。两个月后,这种感觉依然存在,我毅然辞职,先适应生活。没过多久,我又开始投简历,找了一家离家较近的单位面试,在一百多个应征者中,我得到了唯一的机会。但我发现,虽然我的头衔是财务经理,可实际上需要操心的事情非常琐碎,这让我又经历了一段适应过程。
这时候,经朋友介绍,我认识了江霭,他自己经营的公司正缺财务主管。经过交流,他说我可以先兼职,愿意的话再加盟他的公司。后来朋友告诉我,江霭说我上手很快,问我是不是考虑到他这边来。我想了想,跳槽到了江霭的公司成了他的同事。
我和江霭一起工作,交流也渐渐多了起来,我觉得他是一个开朗型智慧型的男人,对于周围的人和事都不是特别计较,大家都说和他一起工作心情很舒畅。工作之余,我们也会谈起各自的家庭,他的家庭非常和睦,他十分疼爱他的女儿,有的时候,他女儿会打电话过来找他,和他非常亲。我看在眼里,想到了自己已经过世的父亲,也会怀念起自己的童年。江霭是个称职的父亲,这让我对他的好感又多了一层。
与此同时,山岚由于职务上的调动变得更忙了,几天也不会给我们打一个电话。他本来话就不多,对我是这样,对儿子也是这样。他从不直接给儿子打电话,总是在给我的电话中顺带问上儿子一句两句。儿子正值青春期,作为父亲应该更好沟通,可是山岚却没有意识到。
慢慢地,我发现自己心理的天平发生了倾斜,生活和工作当中遇到的问题我都喜欢去和江霭说,而他也对我很照顾,有的时候也会问起我好不好,孩子好不好。发现了自己的这个变化,思想传统的我很害怕。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绝对不会和江霭发生工作以外的多余关系,可是我也觉得,我确实在心理上对他产生了一定的依赖,毕竟,我一直以来都缺乏精神上的关怀,和山岚分居之后尤其如此,而面前又出现了像江霭这样适合交流的人。我很怕自己发生精神上的出轨。
如果工作很忙,我一点都不多想什么,但要是空起来,我就会觉得心里很乱。然而在上海,我却没有可以诉说和求助的人。在这里,我想通过“晨报倾诉”这个栏目,说出内心真实的想法,并听听旁观者的意见。我觉得,云心内心对自己的认识还是很清楚的,也许她缺少的是一份提醒,只要这份提醒适时出现,她一定能把握好感情的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