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为天，食不同天也不同，食能划分人的等级。曾几何时，商品粮不是商品，而是城市人身份的象征。生产粮食的乡下人梦寐以求的却是能吃上商品粮。1980年的高考录取通知书，就让我这个乡下人实现了吃商品粮的梦想。而就在要吃商品粮的那个早晨，我还在晨雾缭绕的田地里忙着播种来年的口粮。
　　
　　把剩下的半布袋麦种背回家时，父亲正在呼嗒呼嗒拉着风箱做饭，炊烟掩饰不住他脸上兴奋的光。我心急火燎地收拾着行囊。头顶上的尘土还未洗净，父亲就把面条端在了面前。
　　
　　酽酽的秋意让发野的太阳没了脾气，汗流浃背地赶到县城汽车站时，许多人正围着仅有的一辆客车挤的不可开交。把行李扔上车顶后我就去挤，接近车门时，父亲双手使劲把我推进了车内，于是就离开了养育我十七年的土地。这一走就是二十几年。
　　
　　和所有进城农民一样，憨头憨脑地行走在陌生的大街上，与我好奇目光相碰撞的是城市人那高傲睥睨的目光，这与我在村里处处受到羡慕相比，形成了巨大反差，自尊心也开始波动跌宕。
　　
　　没有多少人知道我是来这里读书的，在他们眼里我和那些民工一样是来城市讨饭的土包子，一路所遇，尽是冷眼相向，即使问路，对方先愣一眼，然后硬梆梆扔给一句：不知道。高乡下人一等的优越感暴露无遗，我心里就骂：横***个啥，往上刨几辈没准儿你祖宗比农民还农民哩，脑袋上高粱花子还没丢掉，转脸就不认人了。骂归骂，心里不由自主地向自卑的方面倾斜，谁让咱是农民出身呢。所以，意识里我从不敢把自己与城市密切相关，觉得城市永远是城市人的城市，像我这样还没有洗净泥腿的乡下人充其量是城市的一个过客。于是，怀着对城市的畏惧，匆匆念完了师专的全部课程，当别人为留城而绞尽脑汁时，我很自然地回到了曾经读书的乡下中学，摇身一变成了老师，以前曾经在下边战战兢兢接受老师提问的我，趾高气扬地走上了讲台。此时，在城市人面前倾斜的自尊，在这儿又扶了起来，心理找到暂时的平衡。城市人看我是乡下人，乡下人看我是城市人，灵魂无依的尴尬成了那时我们这一部分人的鲜明特征。
　　
　　尽管成了吃皇粮的公家人，可走下讲台我仍是一个农民，依然光着膀子和父亲并肩在自家的责任田劳作，虽然算不上种庄稼的好把式，可犁、锄、耪、耙我都能来几下子，一二百斤的粮食布袋扛起来健步如飞。
　　
　　当父亲的腰一天天弯下来的时候，我与土地也越来越疏远了。先是进了县城，后来又进了那个曾冷漠我的城市。与当初父亲送我情景不同，这几次父亲的双手已无能为力再从背后给我加一把劲了，虽然我有时特别需要借助外力来推动自己的前程，可总是茫然无助。
　　
　　城市还是那副德行，对我不冷不热。不过这次我不再是过客，是长期驻扎，用《沙家浜》上的一句话：这次回来老子就不走啦。
　　
　　后来能够调到城市工作是我没有想到的。因为地区广电局面向全区仅招聘五名编辑记者，竞争相当激烈。许多有门路的尽管考试成绩不行，可都比我们进去的早。其实那时我并不多么愿意到城市来。我是偷偷报的名，主要是怕考不上领导对自己有看法，再者当时我所在的单位经济条件较好，县城距老家又近，照顾老父亲方便，所以被录取后一直犹豫着迟迟没办手续，要不是后来发生一件阴差阳错的事情，可能我还要犹豫。
　　
　　那是1988年秋。考上后的一段时间我仍在原单位上班，一天一个朋友打来电话，问我为啥在地区电台上班了人还不走。当时问了我一愣，在朋友指点下我找来《邯郸日报》一看，报纸右上角有一条省领导到武安师范慰问教师的消息，最后署名竟是本报记者王登禹和地区电台记者崔东汇。我没有去呀，怎么会有我的名字？正纳闷，单位领导拿着报纸找上了门，明着是恭喜，要为我送行，话里却带有责问：你都到电台上班了，还在咱这小地方呆着干啥？我被录取消息已在单位传开，白纸黑字又分明写着我的名字，可我又一头雾水，欲辩难言。后来打听清楚，地区电台有个记者叫崔继东，那天他跟王登禹老师一块采访，我平时写新闻稿与王老师熟悉，而崔继东与王老师不熟，写完稿子署名时，王老师一不留神把崔继东写成了崔东汇。虽是一个误会，却把我逼到了非走不可的境地，于是这才下了决心。
　　
　　后来反思自己对城市畏惧的原因才明白，不是城市冷漠，是我这乡下人的习性让城市感到别扭。刚到电台上班时就有人指着我悄悄说：这家伙一看就是从农村来的。要知道，此时我已参加工作六年了，在乡亲们眼里我已是地地道道的城市人了，可还有城市人不认同我。真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骨子里的东西是最根深蒂固的。
　　
　　好在我没有那么多的虚伪，从不掩饰自己是农民出身，不像有的同胞本来是农民出身，可总是遮遮掩掩不敢提“农民”两个字，仿佛这两个字就是伪劣产品的标签，贴上了就低人一等，。尽管如此，我也不原让人说乡下人如何如何。记得去一个老乡家串门，因为老乡热情挽留，两人就多聊了一会儿，刚告别其家门，就听老乡的女儿责怪其父亲：你们乡下人怎么见了面话就那么多。城市人瞧不起乡下人也许还情有可原，可连乡下人的后代都瞧不起乡下人，确实让我伤心。据我所知，即使在这个历史悠久的城市，纯种的市民也是微乎其微的，所居者大多是乡下移民的后代，祖宗的骨头还在乡下埋着，转眼就讨厌乡下人，恐怕不单单是乡下人的悲哀吧。
　　
　　入乡随俗，在城市就按城市的规矩来，我曾尝试着改变自己，尽可能向城市靠拢，时不时学说几句普通话，衣着打扮尽可能向流行的看齐，可这些刻意的外在的模仿，反而常常导致不伦不类的尴尬。1991年从北京办事回来，在火车上与内蒙古一个小伙子坐在了一起，我用连自己都感到别扭的普通话与之交谈，问到我的籍贯，小伙子认真地猜测：听口音你好象是浙江人吧。小伙子一句话不但把我从河北扔到了浙江，也把我学普通话的积极性浇了个一干二净。我很少穿西服，这次出差狠狠心在北京西单花了七十六元买了一套减价处理的浅灰色西服，穿上后自我感觉良好，在猜我做什么工作时，小伙子仔细打量了我一番，说：你是个体小老板。我问他为何这么说。小伙子说：看你这将军肚不象一般农民，看你这身打扮，知道你不是城市人。种种努力都很难使自己融入城市，所以在城市工作了两三年我仍有调回县城的打算。
　　
　　人居闹市，心在乡下。在城市上下楼邻居见面可以不说话，见了进城卖菜的乡亲，总是愿意多聊几句，听一听村里的新鲜事，问一问庄稼收成情况，心里很是舒坦。由此把对乡亲的感情扩展到了全部乡下人。知道乡下人不易，买菜我从来不讨价还价，以致于屡屡上当吃亏。那年一个深秋下着小雨的傍晚，路过菜市场时，见一老汉披着塑料布在雨中瑟瑟发抖，用乞求的目光望着路人，可路人都匆匆而过视而不见，我不由动了恻隐之心，把老汉所剩下的半篓子莴笋连泥带水全买回了家，不料莴笋根老皮厚，扔了一半，妻子埋怨了我好几天。
　　
　　每年一进农历五月的边儿，我的心就莫名紧张起来，因为此时乡下的麦子已进入成熟期，多年虎口夺粮的紧张，使我养成了这个毛病。天再热也担心下雨，下了雨麦子就要减产，尽管父亲只有半亩地，我也不再必须回家干活儿，可这份割舍不掉的心思常常萦绕于怀。于是在夜深人静之时，脑子总是不由自主地浮现麦收情景，田野浓浓的丰收气息遥遥诱惑着我的心，尖尖的麦芒在柔柔地扎着我的肌肤，整个田野金灿灿的希望，让我这个一事无成的人感到留恋。
　　
　　如果不是考上学，我将永远是麦田里挥汗如雨的一个。当我从麦田走进城市，便失去了土地的营养；当我的双脚从城市小心翼翼迈入乡间，看着麦场上一堆堆麦子，心中就有一种空荡荡的感觉，这感觉就是对自己二十多年来庸碌的悔恨。春种秋收，一年年的期待，一年年的收获，尽管周而复始地单调，可土地对汗水的回报毕竟是实在的。而自己的汗水滴在城市坚硬的世俗中，回报的只是辛苦疲惫，甚至是无端的中伤。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重复着陶渊明的无奈，却不敢有陶渊明的果敢。知道自己是俗人，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辛辛苦苦的追求，虽然挣脱了面朝黄土背朝天，却给自己戴上了世俗名利的枷锁。
　　
　　没有蛙鸣蝉嘶，没有淳朴和宁静，只有钢铁与水泥摩擦的聒噪。看不见日出日落，只有机械的昼夜之分。所有的花草都透着造作，所有的田园风光都呆滞在壁画里，生动的是经过修饰的笑容，叹息的是忙碌的无奈。
　　
　　前年的清明节，我和哥哥跟着父亲一起到村东的祖坟烧纸。父亲指着那大大小小的土堆，用寒风一样的悲凉语调对我俩说：咱家人百年后都要埋在这里。看着父亲沧桑的脸，看着那些陌生的土堆，我不知道该如何附和父亲。土堆里先人除了爷爷奶奶，其他都是抽象陌生的。使我忿忿不平的是，二十多年了，母亲的坟还孤零零地排除在祖坟之外。我清楚，这是乡间的规矩，只要父亲健在，母亲就不能先入祖坟的领地。这歧视性的陋习，使我领略了乡村淳朴传统中那不可理喻的一面。
　　
　　父亲训导我的意思就是怕我忘了生于斯葬于斯的先人，因为祖坟是家族的萦系，是生命的一种续写，当然也是我的根脉所在。而来自五湖四海的城市人，活着是城市的一个部件，死了是城市的一朵浮云，比起世代居住繁衍的乡下人来，城市人没有归宿感，没有自己的根。
　　
　　所以，每年的清明节我一定回乡下老家给已故的先人扫墓烧纸，这既是对他们的安慰怀念，也是让活着的人知道先人存在的意义。至于我的子孙们如何去做，那是他们的事情，也许他们还念及乡村这条根系，也许他们干脆以城市人自居，不再理会我现在的所作所为，我没有理由强求他们，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但不管如何，他们的祖根在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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