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父亲的战争一打就是十几年。
战争的初级阶段写满了我的屈辱。那时父亲打我,我像一只小鸡被他那双练过举重的长满肌肉疙瘩的胳膊架起来,被打得哭天喊地。父亲打我的英雄事迹在我们那条街可以说闻之者色变,晚上隔好几栋楼也能听见我的哭喊声,不知道的还以为上饶集中营搬过来了。
父亲本着“不打不成材”的战略指导思想,问心无愧地殴打着他惟一的亲生儿子。我估摸着当时有现场摄像的话,那一定被列入不可公映的限制级。就我所记忆,衣架、电缆、皮鞋、皮带、竹竿、球拍……都和我的臀部亲密接触过。而获罪的名目也实为众多,考试没有考好要挨打,练球不认真要挨打,连吃饭插句话脑门上也要挨一筷子,当真是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当时还广为流传一个段子,说我到医院看眼科,医生说看书的时候要隔一尺远,我说没法量,我家的尺于是用来打我的。
当然,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我曾经用毛笔在报纸上歪歪扭扭地写下“打倒法西斯”,贴在父亲的办公室。这体现了我自幼就有谦谦君子的风度,动口,不动笔不动手,那时我还没有胆大到敢当面动口的地步。最让我感到屈辱的还不是皮肉之苦,这源于从小父亲就给我讲《红岩》的故事。最窝火的是每次行刑完毕,父亲就要瞪眼呵斥:“知道错了没有!?”我只得声如蝇蚊地答:“知,知道了。”父亲还给我讲过韩信受胯下之辱和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让我佩服不已。于是乎,我每挨一次打就在日历上画一圈,大有结绳记事之意。毛主席教育说世界归根到底是我们的,我从小就会用辩证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料定了战争的最终结局。
我上初中以后战局开始有所转机,虽然挨打,但我方气势十足已是输阵不输人。每每开战,必是我先断喝一声:“不准打人!”常常是话音未落就先吃了一耳光——我挨打是有经验的,巴掌下来顺势将头一甩,拿捏得好相当于指甲在脸上挠挠痒。我不喜欢上课不喜欢做作业,但这并不代表我不爱学习。王朔在《动物凶猛》里面说:“我们心安理得地在学校学习那些将来注定要忘记的东西。”我就比较幸运,我初中学的东西至今以至将来都不会忘记。语文老师时常拿我的空白作业本和上课偷看的《诗词格律》去父亲那里告我的恶状,这时父亲是很开明的,回来又把书还给我了。但是,每到考试结束,父亲就觉得脸面上挂不住。少不得一顿饱打,然后的一段时间里自然是动辄得咎。我在初中的时候已经长得腰圆膀粗,严刑拷打视若等闲。棒子培养了我棒子一样直通通的臭脾气,父亲大人有时心情不顺刑加于我,我一脸大义凛然,自以为没有错就绝不认错。常常气得父亲吃头痛药。
印象中上高中以后就没有挨打过了,也许是因为父亲要仰起头来打我不是很方便;或许我还能一把抓住他扇过来的巴掌——我常作此遐想,过瘾得很。我们采用了实力较为均匀的较量,就是吵架。在吵架方面,父亲的优势是嗓门大,而且自恃毫无根由的居高临下感,我的武器则是三段论。譬如高二选择文理科,父亲一直坚持要我读理科,理由是莫须有。我的推论如下:
1大前提:聪明而且感兴趣的人读文科绝对可以在人文领域上开疆拓土,其成就前途绝不比理科差。
2小前提:我符合聪明和感兴趣的条件(这一点父亲不能推翻他自己)。
3结论:我当然可以而且必须读文科。
我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在或大或小的战役中一点点地收复失地。当然父亲的抵抗从来没有退缩过,他是中文系的研究生,读过圣贤或不圣贤的书,这使得战斗注入了文化含量。我们常常在吃饭的时候争到脸红脖子粗,然后两人一起丢下饭碗就各自冲进自己的寝室。我和父亲各有两个书橱,一阵“哗啦哗啦”拉开玻璃橱窗的声音之后,我俩各持一卷冲杀出来。我在历史方面不如父亲,不过有些东西我个人偏执地以为不知亦不为耻。父亲的缺点在于知识构成过于单薄,方位上偏西方和时间上偏当代的东西近于无知,而且理论基础薄弱,这让我有了耀武扬威的天地。有一次,父亲在饭桌上说起余杰骂余秋雨的文章,一边摇头作惋惜状一边感叹:“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余秋雨父亲是喜欢的,但是他不知道他的儿子当时是狂热的余杰崇拜者。我问:“你有没有看过余杰的书?”父亲说没有。我说:“没有看过就不要乱说!”得胜的感觉至今想来不胜快哉。
吵架之后,以笔为枪以笔为矛的战斗方式一直延续到现在。最有戏剧色彩的战役是我和父亲同题相竞,结果两篇文章发表在同一报纸的同一版面上;拿着同一天寄到的同一数目的稿费,互相得意地对望一场。以致我现在在外求学,父亲常寄他发表的文稿给我以示挑衅。
我是暑假到家才知道父亲原来已经病重卧床多日。父亲见我劈头就是:“这半年读了什么书?稿件全部拿出来!”我一边打开包摸出厚厚的一叠稿件递给他,一边说:“凶啥子凶!未必你现在这个样子还能打赢我?”父亲说:“来嘛!你还嫩得很!我当年练举重的时候……”母亲在一旁默默地拴着血压计,笑了。
我端着可口的午饭坐在父亲的床边,父亲趁母亲不在悄悄地对我说:“我吃口辣椒。”我用勺子把盘子里的辣椒舀出来,扔掉,盛起一个嫩肉丸子塞到父亲的嘴里,说:“你也有今天!”